在民众间制造对立的民主是坏东西

　　北京市酒仙桥街道危改区的危改实施方某房地产公司，为了有效杜绝“钉子户”，一改过去签一户搬一户的方式，首次实施“同步搬迁“方案——居民中达到一定比例的人同意签订协议，即实行同步搬迁，“避免越到最后拿到的补偿越多”的现象。

为此，该公司向酒仙桥街道5473户居民家中送去了一户一票的危改拆迁表决书，拟于6月9日进行正式投票，称“将由全体居民决定拆迁的进程”，届时还会请公证机关来对投票进行全程公证。（《财经时报》6月2日）

　　“民主”有着一种迎合大多数人利益感觉的天然亲和力，加上“民主决策”在我们这里非常稀缺，这个主张听起来似乎很不错，有一种以“民意合法性”消除利益争端和权利冲突的努力。可仔细审视会发现，如此民主是一种利用多数人暴力伤害少数人利益的工具民主，是在民众间制造对立的伪民主，是以民主的名义将政府、开发商与民众在拆迁中的矛盾，偷换为民众之间的冲突。拆迁本应由拆迁户与开发商面对面地依法协商，而在所谓“民主决策”中，拆迁变成了拆迁户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多数人暴力”的民主理论早就告诉我们，民主充满着内在悖论，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进行票决的。比如生命权就有着至高无上的价值，再多人的投票、再压倒性的多数，也不能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投票可以决定一个人生死的话，谁的生命都将缺乏保障，因为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候成为“少数人”。财产权也是如此。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把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并列为“天赋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天赋不可剥夺”，隐含着对多数人暴力的警惕和排斥。拆迁涉及的就是拆迁户的财产权，怎么能由投票决定？

　　如果投票可以决定拆迁户的财产权，那是不是可以由全民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财富进行充公表决？群域要民主，私域要自由，这是基本的“权界”。秦晖先生也强调过，私域不适用民主，比如婚嫁，能让相关人等投票决定你和谁结婚吗？群域不适用自由，每个人都各行其是，那么群体利益很难得到保障。拆迁或危改，表面上是一种公共事务（因为涉及许多人），实质是私人事务，它纠缠着许多人实实在在的私益，应由开发商和所涉及的民众逐个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协商、谈判，以确定合理的拆迁协议。

　　从另一个角度看，法治同民主很多时候是矛盾的，法治是一种比民主更高、更优的价值。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一切依法而治，大家都公平地处于法的治理之下，“无法可依”的事务，才可以选择民主投票之类的方式进行补充。显然，拆迁这种事务是有法可依的，相关法律规定了拆迁时政府应扮演什么角色、开发商应如何与拆迁户进行协商、拆迁户拥有什么样的权利，放着法律不遵守而去寻求“民主”决断，这是对法治的违背。

　　更重要的是，这不是民主，而是一种戴着民主面具的专断；不是尊重民意，而是在民众间制造对立。俞可平先生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本中，曾批判过这种伪民主。他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民主需要启蒙，需要法治，需要权威，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而应当是人民的同意。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

　　也就是说，民主，不是“谁让人民去民主”，而是“人民自主地去民主”。民主必须是人民自主选择的规则，而不是别人强加的规则。显然，开发商设计的所谓“民主拆迁”，就是强加给拆迁户的一种规则。利益和观念多元之下，也许有的拆迁户会认同这种规则，但一些拆迁户——尤其是少数感觉拆迁对自己利益损害很大的拆迁户，根本不认同“票决”的规则，“票决拆迁”规则根本没经过拆迁户同意。真正的民主决策下，少数人即使利益受损也会心服口服，因为“投票决断”是他所认同的；而“票决拆迁”并非如此，因为这种规则是开发商强加的，是开发商为了转嫁矛盾而强制施行的制度。

　　这种以民主之名在公众间制造对立和冲突的民主，这种强加到公众头上的伪民主，是大大的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