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文字实录

　　[梁振英]: 尊敬的吴委员长、曾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朋友，1982年，中国政府宣布，将于1997年收回香港。

80年代初期，经过长时间的隔断，中国政府和香港居民双方都没有深入的了解。在当时这种条件下，要实现香港的顺利回归，尤其是要确保香港回归后的稳定繁荣，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梁振英]: 香港在1997年如期顺利回归，过去十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经成为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香港保住了港人珍惜的自由、人权、法治，保住了繁荣稳定，拥有高度自治下的民主权利，这些成就来之不易。从中英谈判开始，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工作取得成功，关键是深入民众，听取民意，虚心谦听。

　　[梁振英]: 1985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基本法的起草工作。198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起草委员会名单，共59人，其中香港人士23人。

　　[梁振英]: 起草委员会在1985年7月1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并决定尽量吸取香港市民的意见，因此决定在香港成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并委托在港起草委员发起筹组。咨询委员会于1985年12月18日成立，委员共180人，由香港居民组成。

　　[梁振英]: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职能是广泛收集各界人士对基本法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接受起草委员会的咨询，并且整理和综合分析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供起草委员会参考。工作方法本着民主、合作精神，与各关注基本法的各界人士有联系，对有关基本法内容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研究，民主协商，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不强求一致，不采取表决方式，并将各种不同意见，分列次序，向起草委员会翔实反映。

　　[梁振英]: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是香港各界人士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联系沟通的桥梁和对基本法起草工作反映意见和建议的重要渠道，在基本法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之间没有隶属和领导关系，但有着共同的任务和目标。两个组织在起草期间不断加强合作，密切配合。

　　[梁振英]: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180名委员，来自工商、专业、劳工、教育、学术、艺术、新闻、社会福利和学生等界别，年龄由22至80岁，由各界别或所属团体推举或选举加入。180人中，外籍人士15人，也有港英政府的公务员和有台湾关系的工商社团代表。

　　[梁振英]: 咨询委员会于预备会议上，以一人一票方式选出19名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投票选出主任和5名副主任。因此，咨询委员会的组成，从各个界别推选咨询委员，以至执行委员和主任、副主任的产生，都充分体现了民主和广泛的代表性。

　　[梁振英]: 咨询委员会的任务艰巨，工作繁重，从成立开始，就采取按部就班的方式。在1986年3月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先成立工作程序委员会，研究和建议工作程序，以求日后有法可依。同时，成立小组策划委员会，研究日后各小组分工的需要和办法。之后根据小组策划委员会的建议，成立8个专责工作小组，包括政治体制、法律、居民权利和义务、金融财经、文化教育科技宗教、涉外事务和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第8个小组是结构小组，专门就基本法中各章节、各条文的结构关系提出建议。 各专责小组由各委员自愿报名，并设有新闻发言人制度，每次会议后均由召集人专责向新闻媒体发放消息，通过传媒，向全社会报告会议讨论的要点和进度。

　　[梁振英]: 由于“一国两制”是开创性构思，同时，香港居民对政治理论尤其陌生，因此，秘书处定期举办讲座，由专家学者讲解。 香港居民当时的普通话发言能力非常有限，起草委员访港交流，咨询委员发言时，大多要通过翻译。因此，咨委会秘书处也组织了普通话班，逐步减少配备翻译的需要。 为了加强咨询委员对国家历史、文化、经济、民生的了解，秘书处定期举办到大陆的交流考察团，实地了解国情民情。

　　[梁振英]: 起草委员会在1988年通过了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在1989年通过了基本法草案。两个草稿通过后，咨委会的秘书处抢在第一时间在香港通过20多家银行，近900间分支行向社会免费派发草稿文本，两次共派出约150万本，两个草稿同时备有中、英文版，也有供盲人使用的录音带和凸字本，第一个草稿更备有日文版。

　　[梁振英]: 咨委会秘书处不停向全社会派发有关基本法起草的背景材料，以录像带、单张、小册子的方式介绍，派出的背景材料总量接近50万件。同时，为鼓励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关心基本法，多提意见，秘书处聘用广告公司，专门制作了海报、报章广告、电视广告、播音电台广告，配以专门创作的歌曲，以不同形式，铺天盖地的吁请民众参与。以上的工作，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时间最长的咨询工作，宣传手法也具有开创性。

　　[梁振英]: 咨询委员会在每次大规模咨询活动后，均向起草委员会提出大量书面意见，两次草稿咨询前后，也不时向起草委员会报告，如实全面反映香港各界各阶层的不同意见。咨委会成立四个月后，秘书处已向草委会提交了六批专题研讨会的总结报告和77份函件和资料，并得到起草委员会姬鹏飞主任的实时书面响应和感谢。

　　[梁振英]: 咨委会成员和秘书处除了接见市民，举办公听会外，更主动走进社区，深入民众，在各地区直接听取意见。我个人在1988至1990两年内，就在各社区讲解和听取意见四、五十次，收获丰富。主动向咨委会提意见的个人或团体，提的意见多属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问题。社区的普罗居民提的意见主要是关于香港回归后是否使用人民币和港币发行流通问题，也有特区护照的认受性，香港学历的地位等。咨委会主动听取民众意见，避免了偏颇，为起草一部完整的、均衡的，可以为大部分香港居民接受的基本法提供了保证。

　　[梁振英]: “一国两制”是开创性的构思，史无前例，因此经过长时期的实践，证明可行，树立这个理论，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以“一国两制”方式成功解决主权和领土问题，以至一国之内的重大制度分歧，值得推广，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有参考价值。

　　[梁振英]: 基本法在1990年通过后，就有加拿大政府官员专程来港，和我约谈，认真了解“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构思，以及基本法的咨询和起草经过，并且对基本法条文的各章节，尤其是《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章的内容，十分关注。

　　[梁振英]: 去年年底，欧洲某国的驻港总领事，陪同该国驻华大使到访，也是专门谈“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情况，要参考香港经验，研究引用“一国两制”，解决该国的主权和领土纷争问题，同时化解国内的分离势力。 作为第一个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香港过去25年的经验，对研究和发展“一国两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以香港经验为基础，将“一国两制”的理论进一步充实，将会是对世界政治理论的一大贡献。

　　[梁振英]: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今天部分人推崇和设法仿照的西方模式，也是发展的阶段性结果。“一国两制”是创新的构思，通过大家的不断研究，适用性可以远远超过香港的回归。 在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我衷心希望中央政府和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继续努力，为发挥“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适用性，提供更扎实的理论基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