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西湖村20余年处于无政府管理状态(图)

村委会主任蔡佑刚在看村委会办公楼设计图纸

蔡佑刚与粮食补贴文件

　　这里的居民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结婚没有结婚证，生孩子不需要准生证；这里没有警察，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一条好路，没有正常通讯……在外人看来，这里是一片"自由"天地。

　　但这个名叫西湖村的村子并不是"世外桃源"，这里离武汉东部郊区新洲区政府所在地才25公里。它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填湖垦荒运动之时，大批移民在一片湖沼上建立了新的家园。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湖村却长期徘徊在行政编制之外，成了被遗忘的"死角"和名副其实的"黑村"。

　　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2007年5月24日，西湖村彻底告别了这段20年的"自由生涯"，收编到新洲区汪集街道办事处的管辖，并且成立了第一个村委会。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西湖村，实地记录了这个村落20年来的恩恩怨怨和酸甜苦辣。

　　文/图 本报记者 杜安娜 窦丰昌

　　走进村里，一排排土坯房进入眼帘，只有几户稍微富裕一点的人家用石灰刷白了墙体。村民的餐桌上只有一盆自家种的青菜，有电视机的家庭屈指可数。即便有湖光山色的美景，但也拴不住年轻人的心，他们大多出外打工了。

　　昔日：垦荒人组建移民村

　　上世纪7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湖沼。为响应中央"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量移民背井离乡来到此地，声势浩大的填湖垦荒运动就此开始。西湖村正是在这轮移民浪潮中形成的一个村落。

　　蔡佑刚，这位新成立的西湖村村委会的第一任主任亲身经历了西湖村的变迁。

　　30多年前，还是个热血青年的蔡佑刚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带领两个自然村250人完成了大迁移：从当年的孔埠镇白洋农场迁到6公里外的荒地——如今的西湖村。

　　最早一批从白洋农场迁来的村民蔡福华说，当年是"拆掉白洋农场房子，拖着一块块砖过来的，又用这些砖在西湖村建成房子。"当年这里是一片荒原和湖沼，建房的时候"起码垫了2米高的地基"。

　　1973年，一同迁来开垦湖区的还有来自仓埠的五云村、周铺的莲花村、金台的新村和海棠村这四个村的村民，他们共同组成了共540余人的大"西湖村"，成为涨渡湖的第一批垦荒者。

　　但是，垦荒人迁徙的孤独和不被认同感日渐强烈。1986年，西湖村划归涨渡湖镇管理，但是从五云村、莲花村、新村和海棠村迁过来的村民不愿意接受涨渡湖镇管理，拒不缴纳税费。镇与村之间常常火药味十足，"甚至有镇上的干部到乡里去调查，被村民扔到水里。"新洲区宣传部部长严辉文说。这些村民仍然在原籍所在地交各种税费。

　　决裂：不愿交公粮引发冲突

　　1988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西湖村与涨渡湖镇彻底决裂。当年9月的一天夜里，西湖村来自五云农场的村民半夜准备把上交的公粮拖回原籍，结果被镇干部蔡郁芳等6人发现，6人全力阻拦，双方发生了严重的争吵，最后，3名干部在交涉中被打伤，西湖村由此"自由"了。

　　然而，涨渡湖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热闹的西湖村逐渐沉寂。1997年，新洲县(注：现在的武汉市新洲区)政府出台文件，要求村民各自迁回原籍，只留下了孔埠镇白洋农场迁过来的这个村庄。500多人的村庄一下缩减到170多人，形单影只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西湖村所属管辖已名存实亡。

　　现在的西湖村早已没有当年的辉煌。记者向附近的纪付村村民打听西湖村，大多数人都一脸茫然。当记者解释说是那个"没户口的黑村"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你说的是蔡家大湾"。

　　尴尬：烦心事一桩又一桩

　　用蔡佑刚的话说，西湖村"是一个穷山洼，地势低凹，村里每年的人均收入只有500元"。因为是湖区，村民收入的一大半都是靠养鱼。落后的山村拴不住年轻人的心，记者在村里看不到孩子和年轻人，适龄的孩子们都在学校，年轻人都在外地做工挣钱。村民也很早就去下田去了，整个村子只剩下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显得异常寂静。

　　李爱梅家就离蔡佑刚的家只有30米的距离。她的大儿子李凡、三儿子蔡恒都在外做工，只有老二蔡涛还在念大学一年级。她告诉记者，在外面打工挣钱多，孩子们说什么都不愿意回来。李爱梅的丈夫蔡云木说，现在虽然不是农忙季节，但正值给稻谷打农药，而鱼塘也需要打理，鱼塘加上水田一共23亩，每天都忙的够呛。

　　李爱梅说，这几十年村里就出了两三个大学生，她家里就有一个。从她家大门上贴出的"唯有读书高"的毛笔大字可以看出，一家人对念书的虔诚。

　　上学：孩子读书如同打游击

　　"这些年来,家里3个孩子读书让我伤透了脑筋。老大读小学就像打游击，1990年在村里唯一一所小学上一年级，虽然只有3间房，但总算是有个地方。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时间，小学由于发不出教师工资，房子也拆掉了，只能转去别村。因为没有户口，只有把孩子改跟舅舅姓，到我娘家纪付村接着念书，每学期还要交300元的借读费。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转入洋谭小学，四年级又转入湖西小学，之后又到冯埠中学读了初中一、二年级，再进入汪集中学读初中三年级，最后到刘集念高中。除此之外，每个孩子每年还要交教育附加费100元，其他村的人都可以报销的，但是我们没人管。"李爱梅说，孩子念完这几年学，把所有邻村都跑遍了。

　　蔡云木说，1994年是家中最困难的时期，当时3个孩子都在读书，每年只有5000元的收入，但是光是3个孩子的借读费就高达1500元。

　　"我们夫妻俩都是勒紧裤带过日子。孩子在学校食堂每天要花一元打菜，有一个星期，我家老三连吃了五天的白饭回家，把钱交给他妈，说什么也不读书了。孩子在写给班主任的信中说，哥哥书念得比自己好，自己去外面打工挣钱，不想再增添父母的负担。"说到现在广州打工的孩子，蔡云木有些哽咽。

　　同样也培养出大学生的蔡佑刚家中，几乎没有值钱的家当。蔡佑刚告诉记者，为了孩子读书已经负债累累，欠了几万元的债务，现在还没有还清。

　　结婚："村里都是事实婚姻"

　　蔡福华夫妇可以算的上是"革命夫妻"，他们随着迁徙队伍来到了西湖村。但至今为止，蔡福华夫妇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结婚证。

　　谈到结婚证，李爱梅也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要不要结婚证都没有关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在汪集镇的一个服装厂工作，蔡云木在砖厂，当时两人都是厂里的集体户口，后来两家厂都倒闭了，她1984年嫁到西湖村的时候，夫妻俩都没有户口，3个孩子出生时也没有上户口。

　　"我们村结婚都是事实婚姻，没人办结婚证，除非是嫁女儿，小孩读书或者有人到外地打工才到镇上去办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李爱梅说，没有被收编也有自己的好处："不用交农业税；没有计划生育的限制，一般家庭都有三个以上的孩子，最多的人家有六个；死后可以土葬，不用火化，很多老年人到现在还没有转变观念。"

　　"电话、电线都是从邻村接的，所以用电方面只是电压不稳，照明还是没有问题。"在这里，李爱梅说可以算得上是最富有的人，除她家有一部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外，其他村民家根本就看不到大功率的电器。

　　因为没有准生证，生孩子只能自己动手，或者从邻近的村子找赤脚医生，孩子生下来也没有打过什么预防针，全靠抵抗力强才能存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