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湖村是整体迁徙过来的，加上村中本身就地少人多，土地比较珍贵，250人仅占有300亩地。
最让他闹心的就是自己鱼塘的鱼经常被偷走，但又不知道该向谁诉苦。去年，他家的整塘鱼都被捞走了，损失达六七千元。
因为没有人管，他们"常常被外面来的人欺负"。1994年，村民蔡艳明被附近村庄的"混混"公开挑衅。"这些人闯进他家，既没有私人恩怨，也没有任何来由。对方嚣张地说，就是欺负你没人管。事情过后不久，蔡艳明就搬离了村子。"蔡福元说，从那时开始，村里的治安就不太好，常常有人无故寻衅。
"报警也没有用，镇上的派出所离得太远，有时候举报也没有人受理。最后，只能自己吃哑巴亏了。"蔡福华说，最坏的时候有人大白天闯到他家里来偷东西，小到鸡、鱼，大到饲料和投料机，损失最大的一次是被偷走新买回的价值2000元的投料机。
出行：雨季只能穿雨鞋
由于房屋所在的地势低，蔡佑刚指着家中大堂："地上潮湿得很，因为没有排水管，一到多雨季节，西干河的水就涌进来。"因为潮湿，村子常常受到涝灾。即使在天气干燥的夏季，蔡佑刚家的蚊子也成群结队。"不过现在好了，马上要修一条2000多米的水渠和一个大的排灌闸，西干河的水能进也能出。"
"最怕的还有雨季出行，一下雨，路就垮了，只能穿着雨鞋走。"李爱梅说。
常常有人笑话他们，新洲所有的雨鞋都销到这里来了，全村差不多人均一双。因为路不好，机动车都不能进村，蔡木云刚刚买农药回来，他说："进出村都只能步行到7里以外的新河，那里才有班车。"
"黑村"转正
历经十年努力 最终回归行政编制
尽管过去也面临上学难、看病难、上户口难等种种难题，但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武汉市新洲区西湖村的"黑村"身份让这里的村民享受了不必交税的自在时光，他们甚至觉得在这种状态下很"受益"。
然而，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以及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深入实施，种地不仅不必交税、而且还能获得国家补贴成为农民的共同福利。此外，政府在道路、水利、电力以及医疗等领域的扶持也令这里并不富裕的村民羡慕不已。
但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西湖村都无法享受。于是，他们开始就西湖村的归属问题频频去找地方政府，迫切要求回归国家行政编制之内。
从脱离到回归，凸显了一个普通村落对于利益的权衡。
文/图 本报记者 杜安娜、曾向荣
对武汉市新洲区西湖村村民来说，"黑村"身份给他们在小孩念书、结婚、出行等方面带来种种不便，但直接促使他们上访、主动要求回归行政编制的催化剂，则是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
"大概在粮食补贴政策改革的时候，我们开始出现了上访的想法。1993年就没有粮食统销，1994年，粮食价格又提高了，也就是1993年、1994年我们开始感觉到政策变了，因为没有人管理，隐约觉得得不到什么实惠。不过很多人只是有这个想法，没有认真去做。"村民蔡云木告诉记者。
蔡云木说，当初自己的想法很简单，只是觉得应该争取自己的利益。
漫漫十年"回归"路
"1997年，村子里有人提出去新洲上访，并且一下子就召集了30多人，差不多每家一个代表，用农用车一车拖到新洲。在信访办守了一天时间，没吃没喝，很多人累了就坐在信访办公室的楼梯口，把上下行走的楼梯挡了个严严实实。有几个女的就因为这样和保安发生了冲突，最后把保安打伤了。这件事情过后，大家觉得没什么效果，上访的热情慢慢消退。不过看到临近的几个村都通了电话，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蔡云木回忆。
就这样，"转正"的愿望逐渐在村民中开始发酵，并且在四年后转化为新的行动。
从2001年开始，蔡佑刚带人先后6次上访。
2005年12月16日，以蔡佑刚、蔡昌学、蔡东汉、尤官先等四人为代表的上访队在村民的资助下再次上访，他们来到了双柳街信访办，但工作人员以时间太久，跟他们无关为由拒绝解决。当天下午，他们赶到新洲区信访办，工作人员答应解决并留下了材料。四天后，蔡佑刚等人趁着区委领导接待日的机会再次来到区委信访办，这位领导答应解决并承诺说如果在三个月内没有解决根据信访条例可以上告，但他们仍没能等到答复。
事情在今年4月终于有了转机。2007年4月，《湖北日报》对这一情况进行了报道，上访的村民再次手持报纸来到双柳街信访办。第二天，数位领导来到村里调研。5月7日，当他们又一次来到双柳街信访办时，应信访办的要求，他们统计了一份西湖村人口情况明细表。
历史遗留问题
为什么西湖村会出现长期处在无政府管理的状态？
对此，武汉市新洲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严辉文告诉记者："当年因垦荒需要而迁徙到西湖村的农民却由于'思家心切'，除孔埠镇白洋农场搬迁过来的两个自然村外，从原仓埠的五云村、金台的新村和海棠村、周铺的莲花村迁来的村民拒不接受新组建村的管理，还是回原籍缴纳农业税，后来甚至发生了镇干部到村收税费，被村民扔进湖里、打伤住院的恶性事件。自此以后，干部都不敢进村。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国家的惠农政策逐步让农民看到了实惠，而西湖村集体组织长期处于瘫痪状态，村民上学难、上户口难、看病难等诸多问题逐渐显现，过去不要组织管理的村民现在迫切要求回归组织。"
"由于历史问题复杂，行政区划频繁，解决起来需要时间。正当区里着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相关媒体进行了报道。"严辉文说。
严辉文解释，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近几个月来，新洲区各级组织做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5月15日，西湖村从行政区划上正是划归汪集街管辖，并陆续建立了村新一届党支部和选举产生了村新一届村委会。目前，有关部门正着手解决村级道路、水利电力建设等相关历史遗留问题。"
在严辉文看来，历史的原因很复杂，解决问题有一个过程。政府不是不管，但是管理需要群众的配合，他也非常理解村民的现实需要。他承认，媒体的报道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加速器和催化剂，虽然没有媒体的报道，这个问题也会逐步解决，但不会来得如此之快。
第一届村委会"呱呱落地"
如今，西湖村无政府管理的状态已经成为过去。5月23日，西湖村村委会正式成立，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妇女主任三人组成了村领导班子。20多年来，村子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也从来没有这么多人齐整地参加一个大型集会。
6月6日一大早，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蔡佑刚、副主任尤官先按捺不住喜悦，他们站在即将改造的、村里那条崎岖不平的"大路"上，畅想着未来的坦途。
蔡佑刚觉得有些"想不到"，"这一次问题解决得很快。"
西湖村"转正"后，蔡佑刚经常要接待上面来的领导："今天一天有两件事情，上午是西湖村所属的汪集街道办事处的领导过来，帮忙村委会办公楼选址。下午是交通局领导带队来测量，改造这条大路。"不过最紧张的还是前段时间，他曾经一天接待了22个部门领导，有市政局、邮政局、水产局、机械局、林业局、水利局等等。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修好这一条路，要想富，先修路嘛"，尤官先说这是头等大事，这条路年底就可以通车了。
"另外，水利设施、电网改造、户籍管理、合作医疗也都在快速解决，快速办理。以前都是向邻村借电，现在会拉一条专线过来；所有的户口都重新整理，身份证、结婚证都重新办理。上面的领导说了，我们是特殊情况，所以特殊对待。"
汪集镇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余金平拿出村委会办公大楼的一沓厚厚的设计图纸，他告诉记者："省里有领导对西湖村很重视，西湖村现在划分到汪集街。我们从十个设计方案中仔细挑选了第六号方案，村委会办公面积大约是220平方米。"
"如今的西湖村村民大多来自孔埠，而汪集又和孔埠合并为汪集街道办事处，从渊源和感情上讲，西湖村村民对汪集有一种归属感。"余金平告诉记者。但愿经历了这么多年游移与漂泊的西湖村能够真正"回归"。
专家解读：
双方都追求利益最大化
就这一奇特的"西湖村现象"，记者采访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
"我做农村调查这么多年，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有些不可思议，这是现代国家所不能容忍的。不过它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也有客观的现实基础，是农村与基层政府矛盾激化的一个极端表现。很多地方都存在性质相似的问题，譬如说取消农业税前，农村人口统计数据是不准确的，村里总是少报人口数，因为这样可以偷税。"贺雪峰告诉记者。"农民的狡猾"和行政不作为
他认为，在这件事情中，村民和基层政府双方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件事情的发生，反映了取消农业税后双方态度的变化。税费改革之前，农民处在一种'双不管'的状态，他们觉得在这种状态下很'受益'，当时农民负担比较重，应交的税可以不用交。这可以称作'农民的狡猾'。但这不是贬抑，农民钻政府管理的漏洞，是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无可厚非。政府当时采取了'息事宁人'做'和事佬'的态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从道义上讲，有'行政不作为'之嫌。"
"国家机制的介入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转移支付，由国家支援；二是内部集资，拿修路来讲，如果没有国家的文件，村子自行集资就是使用私权，不合法，是对公共利益的违背。然而，取消农业税后，没有国家机制介入的弊端显现出来，村子内部秩序没法调节，道路、水利都是问题，村民发现局势由'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变成了'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他们开始上访，要求回归国家行政编制。"贺雪峰认为，缺乏国家力量的组织是行不通的。
城市中也有管理"死角"
贺雪峰说，西湖村与基层政府都应该有准确定位。"西湖村是迁徙形成的村庄，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刚迁来的时候，行政建制很模糊，这时只能算一个临时的定居点。当新的行政建制形成之后，才算形成新的居民点。这么多年来，西湖村只能算是一个长期的临时定居点，村民没有责任、没有义务，而教育、邮电、医疗也无从谈起。"
在贺雪峰看来，这类现象在一些城市也存在，例如，现在所谓的"城中村"，很多都是管理的"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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