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官员：强力施政捍卫中央政令

　　近年来，在中国的各级政治舞台上，一批批个性官员在中国政坛上形成一道别样风景，为中国政坛吹入一阵阵新风。

　　个性官员中，既有中央官员，如铁面审计长李金华、在“环保风暴”中敢说敢干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等，也有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如江苏宿迁市原市委书记仇和、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李仲彬。

　　他们或敢于发表个人观点，或大胆整治官僚习气，或突破传统施政套路，锐意创新，关注民生。相对那些四平八稳的温和官员而言，他们的个性相对外露，因其“另类”的施政风格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带来争议，被称为个性官员。

　　仗义执言敢于为民亮剑

　　说话表态瞻前顾后、滴水不漏、模棱两可，这是传统官员所谓“稳重成熟”的表现。但近年来，一些个性官员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官场生态。

　　2007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结束后，广州市长张广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表示，广州将全力以赴把房价压下来，至少要稳定在合理的水平。张广宁还说：“中低收入者如果想买房，不用着急，我认为房价肯定会降下来。”

　　常言道：“艺高人胆大。”在这位地方行政长官难能可贵的胆量和自信背后透露出的是他崭新的施政理念。

　　同样是关于房价的问题，在青岛，先后有两个执政官员表现却完全不同。青岛市的房价曾在2004年第四季度同比上涨19．8％，涨幅在调查的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名列第一位。原市委书记杜世成显得有“个性”，他认为青岛房价不能降，高房价能提升青岛形象。

　　杜世成因腐败问题下台后，2007年1月21日，青岛市市长夏耕表现出的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特点，他指出，住房这一商品具有特殊性，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这是第一个对住房完全市场化表示异议的地方高官。

　　接下来，青岛市采取了许多针对性极强的措施，比如，对普通限价商品住房，在给开发商留下不超过8％的利润空间的前提下，核定出该普通商品房项目价格。项目建成后不管市场价格如何，开发商都必须低于限价销售。

　　强力施政捍卫中央政令

　　由于有些人片面追求政绩而产生的发展冲动，往往导致中央政策在部门和地方推行的时候变形走样。为了让中央出台的事关国计民生的政策落到实处，为了破解政策执行中的“肠梗阻”现象，不少中央政府高官强力施政，痛斥一些官员的阳奉阴违行为，因此显得个性张扬。其中，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堪称典型。

　　2007年5月29日，江苏无锡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太湖蓝藻水污染危机，罪魁祸首就是大量排放的工业和生活污水。此前，面对类似的一次次污染事件的发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一次次展现了自己的血性和愤怒。

　　2007年5月13日，面对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潘岳说，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忍无可忍不是我个人忍无可忍，我觉得好像中国国情忍无可忍。我们中国的国情根本不能忍耐这种重化工无序的扩张，而且我们的老百姓也忍受不了。”在北京财富论坛上，他公开表示中国不应该为“世界工厂”的称号而骄傲，中国需要的是“绿色崛起”。他警告说，如果保持目前的污染水平，到2020年，中国的ＧＤＰ翻两番时，污染总量也会翻两番。

　　不光从言语上表示对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现象进行痛斥和警告，潘岳在治污的行动上更显强硬。

　　从2003年上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到2007年就任国家环保总局第一副局长，潘岳在中国大地上刮起了3次由他主导的“环保风暴”。

　　2005年1月18日，作为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潘岳向媒体通报了全国30个严重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名单，并责令立即停建，这其中包括了五大电力公司中的国电、华电、大唐三家，还有和环保总局同属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

　　2006年2月7日，潘岳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国家环保总局从当天起对127个重点化工、石化项目进行环境风险排查，对投资总额达290亿元的10个违反“三同时”规定的化工、交通等建设项目进行查处，掀起了第二次“环保风暴”。

　　面对“先污染后治理”、“只污染不治理”的事件屡屡发生，面对强大的各种利益集团的挑战，潘岳“忍无可忍”，他甚至采用了更为强硬的“连坐”式的“区域限批”政策：停止审批违规的行政区域、行业和大型企业的除循环经济类项目外的所有项目，直到它们的违规项目彻底整改为止。2007年初，环保总局发动了第三次“环保风暴”，通报了投资1123亿元的82个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的钢铁、电力、冶金等项目，并首次使用“区域限批”的办法，对唐山市、吕梁市、莱芜市、六盘水市等4个城市及国电集团等4家电力企业处以“区域限批”的制裁，以遏制高污染产业盲目扩张。

　　在潘岳等人的强力推进下，不少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被叫停整改，一些被影响了政绩的地方政府官员在叫苦之后，不得不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铁腕执政剑指官场陋习

　　相对传统的官场潜规则而言，近年来，一些地方主政官员的施政手段显得有些“另类”，透出其“刚猛”的个性。

　　凭借市委书记的强势地位，高压执政，剑走偏锋，改变干部作风，让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成为人们眼中不折不扣的个性官员。

　　从2000年2月到2003年1月，吕日周在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任上，发动了一场“媒体治市”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党报《长治日报》上点名批评工作不力的党政官员，并且破天荒地在头条上批评长治市副市长。

　　吕日周带头治懒，骑自行车下乡村调研，清晨6点给当地党员上党课，党员干部们不得不变得勤奋起来。

　　吕日周剑走偏锋，给长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他上任的第二年即2001年，财政总收入接近18亿元，比上年增长19．03％，为1996年以来增幅最大、增长最快的一年。

　　与吕日周相比，原江苏省沭阳县委书记(后任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铁腕”改革，更多地体现在个人的行事风格上，更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用强硬的、快刀斩乱麻式的手法推行其施政法则来实现变革。

　　仇和从1996年起，在沭阳进行了为期4年的“铁腕”改革，让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环境较差的沭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97年以前，沭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到2001年仇和离任时，这个全省最贫困的县，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在全省排名分别提升了13位和6位。

　　在个性上与吕日周和仇和有相似之处的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原区委书记李仲彬，用“铁腕”手段推行基层民主政治改革，还权于民，其推行党内民主的一系列“出格”之举，也让人们把他列入了个性官员的行列。

　　李仲彬的“出格”首先体现在他对一些“惯性制度”的改革，提出“还权于民”。新都区政府常务会每次都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以及企业代表、大学生代表等社会各界代表列席会议。每次邀请的参会代表都不相同。参加会议的代表不但有发言权，还有表决权。

　　李仲彬的“出格”还表现在他力推的“新都之治”的民主政治改革，该区所有学校校长、299个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由直选产生，并首开中国直选镇党委书记的先河。

　　李仲彬对干部考察和测评工作的改革也非常“出格”。2004年7月，新都举行大会，包括李仲彬在内的17名“区官”接受了1071名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村、社区干部的测评。他提议将测评结果在报纸、电视上公开。公开测评“区官”，从此在新都成为年度保留节目。

　　据《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