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独家专访特首曾荫权
编者按：当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是曾荫权个人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出身寻常百姓家庭，由一个平凡的学生、为生活而奔波的“孤单推销员”，达至今日的成功，一种刻苦耐劳、勤奋拼搏、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香港精神正从曾荫权的人生经历中淋漓体现。
回归十年，香港的发展同样面临一个转折点，而由曾荫权所折射出来的香港精神，正在这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引领香港继续向前迈进。
特别的祷告
公元1851年，当时的港英政府开始建造他们的港督府，历时四年完工。140多年间，共有25位港督在这里工作和居住。1997年6月30日，港督府送走它最后的黄昏……
杨澜（简称杨）：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1997年的7月1日，我们也不妨回到那一天，还记得那一天您是怎么度过的吗？
曾荫权（简称曾）：那天非常的忙，天又下着雨，天气也不太好。心情有一点儿紧张，当时见到了很多的新面孔。香港成为殖民地离开祖国母体已经一百多年了，到了回归大家庭的时候，紧张一点应该也是正常的。
杨：宣誓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曾：当时非常地激动，香港回归祖国母体，是很多年来的愿望，准备的工作做了很多，非常兴奋，也有些紧张，但感觉还是蛮好的。
杨：那天您去教堂了吗？应该有特别的祷告吧。
曾：是的，大家心里都有，希望香港顺利地过渡，希望香港人增强本身的信心，对将来也要继续地努力，这些都是我们那天去教堂祷告的最大希望。
几度失眠 数次落泪
在香港市民眼中，曾荫权最醒目的形象标志无疑是他的领结——在公开场合亮相，他总是戴着蝴蝶形的领结，从不系领带。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因为系领结速度快、效率高。领结的英文是bowtie，因此香港人私下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为“煲呔曾”。对领结的偏爱使很多香港市民认为曾荫权极具个性色彩，不像其他官员那样沉闷，这也是一种开明的表现。
1997年8月，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香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大量抛售港元，恒生指数一年中狂跌了一万点。而就在香港回归一年之际，曾荫权也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决斗。1998年8月，“金融大鳄”再次发动大规模抛售港元行动，香港经济陷入危机。由于一直奉行自由经济政策，不直接干预金融市场是香港历届政府恪守的“金科玉律”，索罗斯由此断定，香港政府不会采取直接措施救市，并宣称“港府必败”。最后关头，作为港府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决定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金融炒家，并声明愿承担一切责任。在与金融大鳄较量输赢未卜的那些天里，曾荫权曾几度失眠、数次落泪。
杨：1998年的金融风暴，在击退国际炒家的过程中，您有没有特别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幸运颜色？
曾：有，红色，这是战斗的颜色，也是喜庆的颜色。
杨：这十年以来，您遇到过很多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如今回想当年，那些天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慨？
曾：感觉很痛苦。当时香港的市场是不是已经被破坏了，还会不会正常地运作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当时的感觉是，香港以后也许不能做生意了，而香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很惨的结局。
杨：一面是可怕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是香港政府积极不干预市场的一贯政策，您也说过决定动用储备资金入市干预的时候，经过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是一种叛逆吗？
曾：没有办法了，这是当时惟一的方法。
杨：当时的压力大到您会落泪？
曾：有那么几天是这样的。当时自己也担心，香港过去努力的基础全都在我的手中，如果输了怎么办？最重要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刚刚开始，如果做得不好的话，不仅会影响一国两制，影响到外国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还会影响到中央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因此无论从经济的原因，还是从政府的角度，都不能够允许我们的金融制度垮台，所以必须要面对事实，寻找不寻常的解决办法。
杨：在1999年的时候，我采访过乔治·索罗斯。他当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是一只狼，他会把羊群里比较弱的羊吃掉，这样羊群可以更好地发展。这是不是他当时阻击东南亚一些国家货币的一个辩解？
曾：我不知道谁是羊，也可能他是羊，而不是我们。他讲得轻松，但是影响的是老百姓，千千万万的人，受苦的不少。这并不是一个游戏，而是关于整个亚洲地区民生的问题。
“港产公务员”的传奇经历
国际炒家撤离香港市场，香港经济转危为安。在这场金融大战中，曾荫权一战成名，将香港经济带出谷底，在市民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强硬果断又善于应变、内敛低调又敢于承担责任的行事风格，成就了这桩得民心之举；而曾荫权这种风格的养成，与这位“港产公务员”的传奇经历不无关系。
曾荫权祖籍山东济宁，后来祖辈从山东迁至广东南海，祖父一代又定居香港。1944年，曾荫权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警察家庭，兄妹6人，家境贫寒。1964年，20岁的曾荫权考取香港大学建筑系，而就在此时，年仅51岁的母亲却积劳成疾病逝了。曾荫权决定放弃学业，帮助父亲挣钱养家。
20岁的曾荫权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药品推销员。两年的推销员经历，使他逐渐培养起“低调忍耐、外柔内刚”的个性。就在这段被自己感慨为“汗水流过多少遍，冷眼遇过千百回”的“孤独推销员”日子里，夫人鲍笑薇的身影始终陪伴在曾荫权左右。
曾：我的父亲对我的要求很严格，当时不止是他，一般的香港居民也是这样。我父亲是警察，我住的地方是警察宿舍，每一家都是警察，警察的小孩子是经常挨打的。
杨：警察的孩子也会受打吗？
曾：是的，警察一般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很高，打孩子也成了习惯，教育子女在他们看来是父母的责任。我父亲告诉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事情做到最后，不允许中途放弃，这对我影响很深，也形成了我现在这样的做事习惯。
杨：那时候您考取了大学，却决定作出自我牺牲，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曾：当时老二也一样出来工作帮助爸爸。我爸爸六个孩子，老大老二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老三开始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他现在做得不错。
杨：今天看到香港街头的警察，您仍然会有一种亲切感吗？
曾：当然，我爸爸最大的愿望就希望我当警察，对我其他的弟弟也是一样的希望，所以我弟弟当了警察，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安慰。
杨：您过去当财政司长，在向立法会提交预算的时候，您的妻子都会穿上和提案封面颜色相配的衣服，是这样吗？这是她对您表示支持的一种方式吗？
曾：对，她非常地支持我，每一件事都给我最大的支持。我坐在现在的位置上，她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对我有着很大的鼓励。最近参加竞选，我派传单她跟着一起去；车上喊着大选口号，她也跟着鼓励我。对我来讲，我的成功最大的部分是她而不是我。
杨：听说每次遇到大事，您都会买一对表，和夫人一起纪念，不知道这次竞选成功是不是也买了表？
曾：对。
杨：您还开了自己的博客，哪一篇博客点击率最高？
曾：有几篇做得还不错，准备把博客内容做成一本小说，正在准备，希望下个月可以做出来，有些东西是很值得回忆的，很多事情表明了香港老百姓的聪明和可靠。比方说有一个基层的家庭，有两个小孩。我问其中一个小的，说你有没有去过海洋公园，有没有去过迪斯尼公园？他说没有，我说我请你去好不好，那个小孩想了一会儿，说不好。
杨：为什么？
曾：他说要爸爸带他去，我当时心里就感觉他们很信任他的爸爸，后来我送了几张票给他的父母，希望他们也去，这是我在博客里写的，很感动的事情。
代表香港市民是我的骄傲
每当谈起家人，曾荫权的言语神情都会变得分外亲切。已经63岁的曾荫权说想早一天抱孙子，但又不好对年轻人太过催促。 生活中的曾荫权盼望早日扮演祖父的角色，而在四十年的公务员生涯中，他其实也在不断适应角色的转换。
1967年，23岁的曾荫权怀揣中学学历敲开了香港公务员队伍的大门，37岁获得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95年，他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虽然是港英政府一手栽培起来的公务员，但面临回归，曾荫权选择继续留在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既有离开母体多年最终得以归属的骄傲，同时也有对未来不安的种种猜测。这种矛盾复杂的心境，在当时香港公务员队伍中普遍存在。
香港回归后，曾荫权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思维，凭借硬朗果断而又务实应变的执政风格，使得曾荫权与一些出自名门望族的同僚们相比，在普通市民中更具亲和力。2007年3月，曾荫权以超过80％的高得票率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
曾：有一段时期，特别是1996、1997年，很多人讲，香港一定不能过渡。他们说香港特别英国化，是英国的角色。而且在语言上，香港公务员讲英文，思维是外国人思维，一般的老百姓对这种转变心里还是有一些担心。
杨：担心什么呢？
曾：担心会有改变。以前没有宪法，现在有了宪法；以前是英国人在统治，我们不需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现在香港人在做香港自己的事。领导又是新的，能不能做好，很多外国人对此疑问很多。1995年，《FORTUNE》（《财富》）就说香港已经死了（“THE DEATH OF HONGKONG”），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外国人当时对我们的前途有不同的看法。
杨：有人说香港的公务员队伍当中藏龙卧虎。论个人的形象、政治的技巧甚至媒体的关系，您最初并不是突出的一个，但最终您还是登上了香港公务员的顶峰，您认为关键在什么地方？
曾：我告诉您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在美国纽约有个63岁的老人家，他说要走路去几千里外的迈阿密，最后他达到了目的地。当有人问为什么能做到时，这位老人说，我一天只关注走一步，走一步不需要很大的勇气，走完一步，接着走第二步、第三步，就这样走完了。这对于我自己做的几十年的工作，感觉是一样的。
杨：我们知道，从公务员、财长、政务司长、到特首，这中间仍然有一个质的变化，作为一个特首，您必须对香港的发展和规划，有自己的规划和眼光。您从一个接受命令的人要变成一个发布命令的人，这当中对于您个人来说，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您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曾：这个变化发生并不容易，并且对我来讲是困难的。我做了四十年的公务员，对事情比较客观严肃，习惯用理性的方法。我从来不允许自己的感情走进自己的决定，做政策是最需要这种方法的。但做特首的要求却是不同的，特别是对待基层的老百姓，他们的话听起来有些可能不太合理，但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选举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做了很多从来没有做的事情。比如说，在派我的政纲传单的时候，跑到人群中，跑到居民楼，挨家挨户拜访，谈话，听听他们对我政纲的意见；在情人节当天，我还派送了鲜花，尽管有的年轻人不接受，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还有就是到巴士上面，用扩音机同香港市民讲了两次话。
杨：当您的竞争对手，梁家杰先生提出，您是否会代表工商业的意见更多，而他希望能够代表比较贫苦的民众的时候，您脱口而出“香港不搞阶级斗争”等等，这是完全即兴的反应吗？像这样公开的电视辩论，对您来说是不是一种压力，会让您感觉紧张吗？
曾：是很大的压力，这也是我们香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知道做了辩论以后，下一届的特首选举有竞争的辩论一定不能少，这是很重要的发展。整个亚洲区所有的总统总理选举没有这种公开的电视辩论，但我们做了，而且影响不小。
杨：您对自己在辩论会上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
曾：我认为我表现得不错，我相信香港人希望我们要谦虚，要照顾别人，这样真正的价值观也就真实地体现出来了。
杨：十年的时间都过去了，回顾这十年，您觉得香港，特别是香港人发生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曾：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香港人了解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自己将来的发展很有信心，并且很清楚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有了我们的坚持，可以维护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这个方位一定可以做得更多，为国家实现现代化贡献力量。
杨：我感觉香港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够全力以赴做到自己的最好。
曾：我对香港市民有信心，他们有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有永不言败的心理，斗志很强。特别是困难来到的时候，他们能够继续下去。我对香港人有信任感，我感到代表他们是我的骄傲，这对我是很大的动力。
杨：谈到香港的民主的进程，海内外都非常关注，各方的观点和冲突也很激烈，在您任特首的这几年，您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步骤来推进香港民主？
曾：我们已经有计划了，今年的下半年会出一本绿皮书。现在我们不要多谈，要多做事情。我们应该要积极推进香港民主，这也是基本法要求我们做的，这需要每个方面包容和妥协，虽然不容易，但我们会努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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