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玛-伯格曼：擦魔灯的人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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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五六十年代“作者电影”的旗手，伯格曼及其同时代人曾真诚思考人类的命运，电影在他们的手中真正成为思想和变革的武器

　　文/朱靖江

　　2007年7月30日，一个与死神多年对弈的耄耋老者终于放弃了他生命的棋局，悄然离开了这个纷攘的世界。英格玛·伯格曼，当他在隐居多年的瑞典费罗岛安详辞世的时候，被世人膜拜为“电影先知”的他其实早已自我放逐到世界的尽头。他曾倾注毕生心血、绽放思想光焰的电影，如今已不再是引领心灵的艺术魔灯，非但无力承继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与求索，而且在通俗娱乐的好莱坞金元大道越走越远。

　　1918年，英格玛·伯格曼出生于瑞典的乌普萨拉小城。身为牧师的父亲与性情孤僻的母亲长期不合，对子女管教严厉，为他的童年生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惟一能给他带来欢乐的，是一套被称作“魔灯”的玩具电影放映机，“魔灯”不仅投射出斑斓的光影，更从此成为伯格曼一生的隐喻。

　　当电影在他的生命中具备揭示内心世界、探索思想禁区的可能性时，这位宗教的质疑者和家庭的叛逆者终于找到了他与世界对话的武器，并由此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电影创作。

　　艺术电影的黄金时代

　　对当代观影者来说，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显得晦涩难懂，充斥着哲学思辨、宗教譬喻和沉郁的内心独白。在一个信仰迷失、娱乐为王的时代，伯格曼作品如同玛雅金字塔上的象形文字一样，令众多慕名读解者备感挫折。但放在50年前，现代主义哲学与文艺流派如雨后春笋般茁生的战后年代，伯格曼的“哲理电影”非但不曲高和寡，反而在电影业内和观众中好评如潮。

　　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曾获得戛纳、柏林和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颁发的大奖，更值得一提的是，伯格曼创作的4部以沉闷著称的影片——《犹在镜中》《处女泉》《冬日之光》以及《芬尼和亚历山大》，曾先后获得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我们不得不感叹时代的变化竟完全颠覆了优秀电影的评价标准。

　　在艺术电影的黄金时代，以“作者”自居的电影导演们竞相在文化深度与电影语言上展开探索。国际影坛上活跃着众多野心勃勃的创造者，他们用影像诠释哲学领域的现代思潮，表达超越于故事情节之上的心灵反思。而英格玛·伯格曼“在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荒诞性、人的孤独与痛苦、人与人无法交流、人类的精神危机与内在冲突等主题方面，在运用意识流手法深入探究人的意识和下意识活动方面，比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电影作者还要先知先行，这也是他在世界艺术电影大师中备受推崇的主要原因”(《世界电影鉴赏辞典》：伍菡卿评《野草莓》)。

　　英格玛·伯格曼在艺术底色上承袭了北欧文化严峻、深沉的历史传统，他的电影也总是如寒潮一般，不断地拷问人类信仰和生存的底线。在其代表作《第七封印》中，伯格曼以一位同死神周旋的中世纪骑士返乡途的见闻，用寓言的方式呈现西方现代社会的痛苦与迷狂。如果不谙熟欧洲历史的脉络，观者很难在这幅末世众生相中体会到伯格曼设置的一系列文化主题：上帝是否存在？人类如何救赎？以及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存在究竟有何意义？而黑白光影的抽象性更强化了电影的质询力量。

　　伯格曼在影片中不断关注人的死亡。除了《第七封印》中具体而微的死神形象，他还在《野草莓》中展现了一场为自己送葬的恶梦，并在《处女泉》中描写了残杀与复仇。这些与死亡相关的场景，并非简单地展现人生宿命的不可抗拒，而是反复强化伯格曼对上帝存在的质疑，以及对美与善作为信仰转化为奇迹的可能。

　　以此为代表的伯格曼电影，让电影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境界，它或许无力博取大众的瞩目，却如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之作一样，足以供后人凭吊电影艺术短暂却辉煌的巅峰时代。

　　“作者电影”旗手的遗产

　　20世纪的瑞典为电影艺术奉献出三位瑰宝级的人物，除了导演界泰斗英格玛·伯格曼之外，两位闯荡好莱坞的瑞典女演员葛丽泰·嘉宝和英格丽·褒曼也曾蜚声国际影坛。据说两位女明星都有过与伯格曼合作的愿望，但嘉宝与其仅有一面之缘，而褒曼在她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主演了伯格曼的重要电影《秋天奏鸣曲》。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久居美国的褒曼很难适应伯格曼平淡、冷静，缺乏娱乐元素的拍摄方法，而后者也对褒曼的明星做派以及夸张举止感到无法容忍，但两位瑞典电影偶像的合作，还是让《秋天奏鸣曲》成为一部艺术上的上乘之作。

　　伯格曼在其自传《魔灯》中回忆了他们之间的争吵与妥协：“我们开始针锋相对，她说我是世界名导演，应该懂得如何教演员演戏；我回答说她是世界级明星，怎么还要人教她演戏；突然，我们都大笑了起来，旁边的人都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那时已罹患癌症的褒曼曾在拍摄间歇对伯格曼说：“你知道，我现在还活着，时间可都是借来的。”5年之后，英格丽·褒曼因病辞世，伯格曼也从此宣布息影，告别了这个让他越来越痛苦的电影世界。

　　对今日投身于电影产业的创作者而言，英格玛·伯格曼或许只能是高山仰止的伟大楷模，无法再成为他们职业生涯的操行向导，但伯格曼留给世界的影像遗产却值得我们反思与继承。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者电影”的旗手，伯格曼及其同时代人曾真诚思考人类的命运，并将他们的思想诉诸电影创作。纵观百年电影史，他们赋予电影的文明价值和艺术尊严可谓空前绝后，电影在他们的手中真正成为推动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

　　在电影的结构、叙事以及形态上，英格玛·伯格曼是多线索、多主题电影创作的重要探索者，《第七封印》《野草莓》等影片所运用的复杂叙事技巧，在今天已经成为电影导演的创作利器，在当代世界电影中屡见不鲜。至于在影片中大量运用象征、隐喻以及梦境，也启发了很多电影导演的创造潜能，用变幻多姿的影像语言诠释电影所蕴含的内在主题。

　　在《变形金刚》和《哈利·波特》当道的今日，久已隐遁的英格玛·伯格曼去世，与其说带来多少现实层面的冲击，莫若承认这是一个电影时代的象征性结束。时光的流逝终将带走一代又一代曾自以为不朽的灵魂，但在《第七封印》中死神的注视下，伯格曼的身影朝向天堂飘摇远去，我们又能为后世留下些怎样的光影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