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35岁以上的中国人

　　越中坚，越脆弱

　　■本刊记者/杨东晓

　　时隔半年先后走远的马季和侯耀文，因为职业相同、病情相近、同是相声名人而为人们普遍和深切地关注。

不同的是，如果说马季去世时社会所关注的还只是对名人猝死这一显性事件的注意的话，那么侯耀文的不幸，则把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一些隐性的要素上。

　　任何非正常死亡都是巨大代价的付出，社会中坚的生命脆弱已然成为转型期的隐患。

　　老话题：知识分子们

　　在谈到脑力工作者猝死的话题时，北医三院郭丽君教授先问了一句:你知道现在知识分子猝死现象中最年轻的多大吗?随后她说出了一个数字:20多岁。

　　这些不幸与社会发展和科研领域日新月益的成果形成了正相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只能说社会进步中知识分子一直在付出太大的代价。

　　知识分子发生猝死的年龄近来年呈走低趋势，“30岁到40岁，比较多发。比前几年发病年龄明显降低”，郭丽君说。

　　面对中国在这一社会转型期不断蔓延的由于慢性疲劳酿成的悲剧，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973首席科学家王永炎教授十分忧虑。他认为30岁至45岁为疾病形成期，45岁至55岁为疾病爆发期，下面这个沉痛的猝死名单，甚至比他所指的年龄更为走低:

　　第一位广为人知的猝死的知识分子，是1982年6月15日突然离世的光学专家蒋筑英，时年43岁;

　　近几年的一些突发病例就更为频繁，45岁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施良方1997年11月15日倒在他正授业的讲台上;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萧亮中由于过度的劳累，32岁的生命永远停止在2005年1月5日的凌晨;

　　就在这个寒冷的季节，清华大学38岁的焦连伟猝死在自已家徒四壁的陋室;

　　同年秋天，网络精英孙德棣、38岁的网易CEO卒于9月18日;

　　四个月后的2006年1月21日，上海中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民的生命定格在事业如日中天的37岁。

　　他们，都是猝然离世。

　　夭亡提前20年

　　在中国，对于社会中坚层早逝现象的关注始自1994年。这一年，国家体委研究所李力研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密度最高的北京中关村地区进行调查，提交了一份集中科院下属7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共8个单位、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5年时间内共134名死亡人口的资料。统计结果表明:“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调查的、58.52岁又低了5.18岁。”而李力研本人也在44岁早逝。

　　1997年8月，中国科学院工会作了一项覆盖全国中科院系统的职工死亡调查。调查时限为1991年1月1日至1997年年末整整7年，调查对象为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

　　结果显示：在职科学家平均死亡年龄为52.23岁，如果不把42名超过60岁的、具有高级职称的老科研人员的去世计入其中，那么科研人员平均寿命只有51.64岁。这一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61岁。科研人员平均寿命低于中国人平均寿命10年。

　　能够查到的、最近的一份有关知识分子平均寿命的报告，是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13日发布的“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3》。该蓝皮书指出，七成知识分子面临“过劳死”威胁，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下降5岁，人才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2004年《社会科学报》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8.52岁降到调查时期的53.34岁，这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人均寿命75.85岁低20岁。

　　在中国南方，深圳市近20年有约3000精英撒手人寰，平均年龄51.2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广东省人均寿命76.52岁低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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