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35岁以上的中国人

　　消极运动时代的积极生活方式

　　■本刊记者/杨东晓 李梓

　　我们正在走上欧洲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老路子，一切的弊端都已呈现，新的生活革命正在开始。

　　汽车，在21世纪初年的中国，有了另个一名字：代步工具。

　　在中国这个自行车王国里，这种机械工业制品因为各种政策的倾斜而在大城市拥有不断上升的保有量。

　　以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北京为例，2004年北京私人汽车保有量突破100万辆时，媒体称“汽车时代”正向我们走来，“新中国成立55年来，北京市已从‘自行车王国’进入到‘汽车社会’”。这种具有划时代气息的文字，愉快地透露出一个信息:“北京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由过去的‘温饱型’、‘小康型’开始向‘富裕型’、‘享受型’跨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北京市汽车保有量从100万向200万迅猛发展的2005年冬天，一位在30年前刚刚拿到哈佛大学MBA学位便跑到北京骑自行车转全城的美国人，兴致勃勃地在他40个小时的访华日程中，要求安排出一个多小时在北京重温一下骑自行车的快乐感觉。

　　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布什。

　　就在布什走后一年，2006年末，这座城市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244.1万辆。从那时以后，绿色奥运、人居环境、空气质量、可吸入颗粒物等词日益为人们所熟悉。

　　告别了自行车的北京人，并没有把因开汽车省出的时间用来改善生活质量。

　　而在布什的祖国，自1995年以来，中小学校一直在推行一场名为“新体育课”的运动，这项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有一个目的，通过改良体育课程的设置，吸引小学生喜爱上运动，从而改善体质。

　　美国人的生活，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运动消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就在于运动不再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社会要发展、竞争在加剧，这些都不可逆转。主动与积极是人类能繁衍至今的本能，人在不适应的生活环境中，必将调整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这个时代重新寻找和确立一种新的活法。中国渐渐跌入现代化的陷阱之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对上个世纪末的生活进行过检讨。

　　当一个个体的生存或死亡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了社会性，那么它便不再是个体行为，它的改观也不再是一个个体所能承担的。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建立一种科学而健康的生活方式，也需要有相关法律、制度的支持。

　　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中第45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1年以上可享受带薪休假。”之所以强调带薪休假，就是为了区别黄金周那种人山人海身心疲惫的旅而不游。

　　一些在中国落户的跨国公司，延用它们在国外公司的惯例，突破中国企业的传统，专门为自己的员工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提倡给员工带薪的假期、坚持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工余督促一定的健康房运动量；但这样的企业以及企业文化与中国更为广大的用工单位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

　　人作为一个社会动物，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社会，对于个体，社会的最直接代表就是他供职的机构。所以对于每一位自食其力的工作者，能够为他松绑的机构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单位”。而跨国公司的一系列人性化的待遇，不失为一个镜鉴。改变生活方式的重点之一，就是改变工作方式。

　　中国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汽车电梯加班挣钱的日子刚开始没几年，就发现了它们所带来的弊端，肥胖、体质下降、猝死的高发让人们收敛了笑容。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2005年曾经发表署名文章，来提醒中国人应该改变生活方式以应对这个时代，他说:“当前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一是缺乏锻炼，二是摄入热量过多。大量科学研究表明，肥胖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血脂症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他认为，中国人迫切需要来一场膳食革命，以应对每天热量消耗大幅度下降的现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杨晓光研究员说，调查显示，在我国18至44岁的成年人中，有83%的人没有参加体育锻炼。他说:“如果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继续下去的话，未来我们会有4亿人超重，2.1亿人患病高血压。”

　　致力于运动与心脏病康复的张福春大夫向习惯以车代步、连夜加班的脑力劳动者建议，最好在办公室放置一辆功率自行车，或者每天定时做工间操。工间有15分钟的运动时间，并能达到运动微汗的效果。这是最具体、最简便易行的运动方案。

　　中国有种说法叫“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这句朴素的话可以理解为每周留几天骑车上班，也可以理解为少吃高能量食品，还可以落实到一些体力劳动上，它一下子就把欧美各国上个世纪后半页的所有生活潮流诸如“环保潮流”、 “流汗运动” 、“简单哲学”等全概括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