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挥霍公款损失浪费只违纪不犯罪何时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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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本报今日报道:今年以来,监察部牵头督促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有关规定,严肃查处违反财经纪律、挥霍浪费国家资财的案件,上半年共有4866名党政干部因此类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毋庸置疑,挥霍浪费公款是当下官场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从公款旅游到大吃大喝,再到有些领导干部大笔一挥,造成决策或管理失误,一下就损失十几亿元——按审计长李金华的说法是,“有些损失浪费问题造成的后果比违法违规还严重。”理论上,依据其是否以官员自身享受或私人利益为目的,这种挥霍行为大致可分为两种:腐败浪费和过失浪费。但在现实中,真正毫不掺杂私利的所谓“过失浪费”能占多大比例?挥霍浪费因此大多是行政腐败无疑。

　　一方面是此类腐败行为越来越多,半年就有4866名党政干部受到处分,而实际应该获得处分的应该远不止这个数;另一方面呢,却是处罚的无力,也就是法律的无力——挥霍浪费最多只会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而不被当作犯罪行为受到法律的严惩。

　　最近,“丢丑丢到芬兰”的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以副检察长徐文艾为团长的“公务考察团”伪造“芬兰司法部邀请函”事件,作为公款旅游的典型而引起国民公愤,结果仍只被认定为违纪行为,而未被认定为贪污,依法学界人士的观点,主要障碍是很难界定它是否属于侵吞公共财产。

　　于是,贪污罪的界定似乎存在这样一种悖论:把公共财物放到自己腰包里才是犯罪,而把公共财物吃了喝了玩了,则只是“违纪”而已。这正是大吃大喝、公款旅游等现象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现实中,相当一部分官员都很信奉“公家的钱只要不装进自己口袋,怎么花都不怕”的挥霍准则,公款旅游之类事实上已经异化成一种官员福利。而国外法律的界定一般是以获得“不正当好处”定罪,这样的界定显然要比纯粹的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更科学。

　　有法学界人士说:“现在这种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的现象太普遍了,如果都简单地往贪污上靠,贪污罪的发案率得有多高啊?”在我看来,这不应该是不将此类挥霍浪费行为入罪的理由,相反这正证明将其入罪的紧迫性。当然,是将其纳入贪污罪还是另立新罪更合适,这些立法技术问题,是完全可以讨论的。

　　关键是,法学家不应该只满足于一句轻飘飘的“公款旅游不适合以贪污罪论处”,而是应该给出自己的主张,并为主张的落实而积极奔走,有良知和责任感的法学家都应该争做挥霍公款只违纪不犯罪时代的“终结者”。（舒圣祥）

　　贪污(corruption)是一项历史久远、全球普及的社会病态行为，亦是舆论及社会各界长期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议题。但在对贪污的认知上，作为刑法罪名的贪污和作为腐败同义语的贪污，有着很大的区别。最近，中纪委会同最高检察院等部门严肃查处了安徽省检察院一起出国考察团违反外事纪律事件，尽管此次“公务考察”的具体经办者因受贿罪已受到了刑事追究，但事件所涉及的“公费出国考察”行为仍被认定为违纪行为，“以公务之名行私人游之实”还未能依照贪污罪惩处。

　　撤职！8个多月后，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文艾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将其拉下马的根由，源自一场“出口转内销”的闹剧。

　　2006年11月20日，徐文艾率一支10人“公务考察团”抵达芬兰赫尔辛基机场，他们计划从此开始为期10多天的北欧之旅。但在入境检查时，被查出其所持的芬兰司法部邀请函系伪造，一行人当即被拒绝入境，第二天被遣送回国。

　　有人戏称“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公车消费”的“三公”现象为公款腐败的“三驾马车”。一提起公款出国游，相信不少人都记得那句“南斯拉夫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的笑谈。日前，中央纪委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安徽省纪委，严肃查处了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出国团组违反外事纪律的问题，引起舆论强烈反响。有评论认为，查处公款腐败的顽疾，政府必须动真格，一方面紧缩财政预算，扎紧钱袋子，另一方面更要加强立法，对公款旅游行为问责。 (来源：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