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户籍藩篱　构建公平社保

　　南方论坛

　　本报特约评论员

　　社会保障虽然可为“基本能力”缺失提供一种辅助，却无法承担起缩小贫富差距的重任。要缩小贫富差距，除了要破除不合理的制度限制外，也要大力推进商业保险机构和社会第三部门的发展，动员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给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这才是缩小贫富差距、提供社会保障的应有之义

　　近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景天魁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报告中指出，“现有的某些社会保障，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公平”。他认为在现有的城乡差距格局下，只在城市设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将会进一步扩大城乡之间的差距。此言颇具争议。

　　当然，城乡差距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根据李实等人的统计，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而根据李培林的最新统计，到2006年这个差距已经达到3.3，呈逐渐拉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若提高对农村的社保支出，有可能减缓这种差距拉大的趋势。而且，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对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进行了探索，并且也有相应的支出。因此，只在城市设立相关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保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并不是一个事实。农村也有低保户制度、合作医疗和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

　　问题在于，农村获得社保支出的同时，城市也获得了社保支出。根据统计，在社会保障的支出上，城乡居民社保支出比1991年是50∶1，2001年之后是100∶1，社保支出的数额差别从1991年的245元扩大到2001年的1310元。这意味着在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社保差距也在拉大，两重效应叠加，使得城乡之间的不公平程度进一步扩大。

　　但这绝不意味着应该停止城市的社保，转而支付给农村，以此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因为这种做法并不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之道。要对症下药，必须明确病因所在。城乡差距更多是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障碍重重，形成了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体制性问题，社保转移并不能解决城乡差距拉大的问题。

　　事实上，贫富差距的问题错综复杂。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8月份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由1993年的0.407上升到2006年的0.47，属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但这中间不仅有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城市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问题。如果仅仅关注城乡差距，恐怕会失之片面。蔡昉等人在《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一书中提到，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已经超过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居民收入，珠三角的农民依靠征地补偿的日子就可能过得比东北的下岗工人舒坦。因此单纯讨论城乡之间的差距是一个过于笼统的看法，必须注意到除了城乡差距外，还有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的差距。

　　除了人天生的差异所造成的贫富状况需要国家救济之外，对于因为制度问题导致的贫富差距，应该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入手。城乡之间应该破除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抹平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不公平。对区域内部的贫富差距而言，社保或可遵循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思路，从保障人的基本能力入手，例如维持生存和健康的能力，给予基本能力缺失者以“必须的保障”。

　　同时，社会保障虽然可为“基本能力”缺失提供一种辅助，却无法承担起缩小贫富差距的重任。要缩小贫富差距，除了要破除不合理的制度限制外，也要大力推进商业保险机构和社会第三部门的发展，动员市场和社会的力量。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及其格莱珉银行的成功表明，在穷困的绝境中挣扎的人们，对现实的机会有更深刻的体察，只要辅以相关的小额贷款等金融服务，穷人就能抓住机会。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为所有人——包括穷人和富人创造一个平等的竞技场，给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这才是缩小贫富差距、提供社会保障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