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闸蟹巨额利润下的公平游戏：网围养殖保水质

　　利益重新分配方案

　　2002年苏州市整治阳澄湖水面的规定，直接措施就是要压缩网围养殖的面积。

但是对于已经交纳了管理费并且从中获得巨额利润的农民来说，谁的利益应该得到保护，谁的利益又该做出牺牲呢？事实上，在市政府整治之前，农民内部平衡利益的一些做法已经实行。

　　面对能产出巨额利益的水面，农民们选择了他们认为最能保障公平的原始做法——抓阄。1994年莲花岛的施金龙和十来户邻居一起养殖大闸蟹，当年就见到了效益。到了1995年，村子几乎家家户户都利用在湖中的优势，天罗地网地抢占水面了。1996年村里就出现了平衡措施，养蟹的200多户人家每家出一个代表，大家划船重新划分水面。用一根100米长的绳子，按照30亩一块的面积划出200多块湖面，然后用抓阄的方式每家认领一块。“有的地段好，有的地段差，但是大家抓阄得到的结果，心里都服。”

　　回想网围养殖的出现，曾经也是政府大力推行的一种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中不断寻找动态平衡。1985年底中国水产市场价格放开，1986年后各地开始陆续给渔民分水面。江苏的苏北地区有几个湖泊搞人工养殖获得成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高额的经济效益使得这种模式获得推广。江苏省渔政局曾经发文要求各个湖泊都搞网围养殖，“一定时期对于提高水产品的数量起到了作用”。1992年，结束了“大水面”的模式，个体经济兴盛的渔民各自画地为牢。

　　1985年以前，每年到了9月28日的开捕季节，办好许可证的渔民进到阳澄湖捕捞。那时候每条船有捕200斤大闸蟹的任务，政府的水产公司以每斤2元的价格收购。渔民如果捕到200斤以上，就能以每斤15元的市场价格卖掉。

　　政府2002年的整治思路是搞平均主义，比起20多年前吃大锅饭的无产者的均衡利益，此时的平均主义成为制衡巨额利益的一种选择。以阳澄湖东湖沿岸的村庄为例，政府将所有非渔民清理出场，然后核定沿湖三个渔业村的户数，最后按照每户30亩水面来平均分配。

　　为何每家分给30亩水面？苏州阳澄湖渔政管理站站长杨维龙说，30亩的数字既咨询了养殖专家的意见，也结合阳澄湖养殖实际。当了10年分站站长的张根林，早年曾亲眼看见3个外地大老板来阳澄湖投资，却以倾家荡产收场。一个从南通来的老板投资了800万元，承包3000亩水面，但是水面过大难以管理，一旦有蟹弄破了网围，其他蟹会跟着成群结队地逃走，而“小面积养殖的很少出现亏损”。管理部门更重要的一个思路是:在同样大小的水面中，尽可能多地解决专业渔民的生存问题。“在2002年前只要出钱就可以承包水面的时候，一些渔民因资金不足被挤了出来，没有了吃饭的资本。”整治的第一原则便是，所有非渔民毫无条件地退出阳澄湖水面，政府给予适当的设施和人工补偿。

　　今年6月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后，苏州市委、市政府要求阳澄湖进一步压缩网围。杨维龙说，过去5年的整治已经压缩了6.14万亩水面，计划今冬明春再将网围养殖水面压缩至3.2万亩，不足2002年高峰期的1/4。最新思路是让阳澄湖渔政站第三分站试行新模式，将现有网围全部拆除，然后划分成更大水面的网围(比如100亩为一个单位)，让资金雄厚的大老板进场，给原来占有水面的渔民分红。“类似于股份合作，这样政府更容易控制养殖密度，而不是让每个渔民都占一块，把阳澄湖切成碎片了。”类似于种田大户的养殖大户，有可能在政府新一轮利益平衡中出现。

　　苏州计划将阳澄湖的水面养殖压缩到3.2万亩后，其余水面开放为自然养殖，政府在开捕季节给渔民发放捕捞证，把渔民的权利压缩为捕捞而不是人工养殖。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在将阳澄湖的资源绝对开放后，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管理方式，“让所有的人都退出，这也是一种公平”。杨维龙还说，阳澄湖上游的工业污染也导致阳澄湖水质变差。“是发展工业获取税收还是保护大闸蟹经济？这对苏州市来说，是在更大利益上的一种平衡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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