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籍来京务工人员汪亮解买了彩票后回老家探亲，其间，彩票开奖，汪亮解幸运地中得500万元巨奖，却因为信息不通，未能在期限的28天内领走奖金，与500万元失之交臂。在被明确告知绝对不可能兑奖后，一筹莫展的汪亮解急得差点哭出来：“我现在想的就是怎样才能要回点奖金。
实在太冤了！”就在汪亮解为本应属于他的500万元而消瘦时，杭州市出台了一项《杭州市钱塘江防潮安全管理办法》，今后到钱塘江看潮，市民、外地来杭人员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增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如果出现不听管理人员劝告，进入危险区域、地点的，最高可能被处1000元的罚款。这是杭州市为了预防和减少钱塘江潮汐引发人员伤亡事件发出的市长令。
汪亮解无论如何不甘心，在28天兑奖期限的“游戏规则”下，似乎也只能认命。而那些有可能因为不听劝告的观潮人，也要为自己生命安全而付出千元代价。表面看，这两则新闻毫不相干，但在事件背后，应该看到惰政思维管理下百姓付出的巨大代价。
汪亮解没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兑奖，固然有其自身原因，但28天的游戏规则是否合理本就值得探究。考虑到我国地缘广袤，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将一条信息传递到与之相关的人那里，并不现实。发行彩票的机构应当考虑到可能发生在彩民身上的种种可能，游戏需要规则，但游戏要继续下去，需要的是公平的游戏规则，而非彩票发行机构简单、省事、推卸自身责任思维下制定的“霸王规则”。同样地，杭州市的政府部门要避免观潮人伤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采取高额罚款的做法，无疑将舆论施加给政府的责任简单地推卸到了个人身上。这样的善政在惰政思维主导下演变成了令人反感的“管理”。
在惰政思维下出台的政策也好，游戏规则也罢，最终需要承担代价的还是百姓。汪亮解付出了500万元的代价，那些违规的人要付出千元代价。一旦这样的“倒霉”事发生在个人身上，规则面前大多数人似乎也只能发出同情的劝慰或用“命运”说解释这种本可以避免的代价。然而，如果这样的规则不被废止，那个“倒霉”的人有可能是任何一个人。
惰政原本说的是一些政府部门的服务方式，但这种思维很容易地就被一些拥有垄断地位或实力强大的企业、机构所效仿。比如银行嫌贫爱富的傲慢，电信企业“你犯错我罚，我犯错却不认账”的表现等。如此蔓延开来的惰政现象，实际上付出代价的已经不仅仅是典型事件中的几个人。
惰政思维下，不管是政府部门的管理，还是企业的服务，都难免粗放型地忽视个体利益。对于惰政现象，人们常有批评，却少见有强力的问责处罚。错失500万元的汪亮解还在努力，他试图通过司法途径挑战体彩中心“过时不候”的游戏规则。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案子，其关注的意义并不在于一个农民工是否能够戏剧性地重新获得原本就属于他的500万元而改变人生，而在于法律能否推翻惰政思维下的霸王条规，用法律精神终结惰政思维下的游戏规则。
“苛政猛于虎”，惰政的危害也不容小觑，它正在让个体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不从思想上、法律上、行政手段上解决惰政问题，蔓延开来的惰政思维方式，带来的不仅是个体利益的损伤，更是整个社会在效率乃至公平公正等普适道德价值方面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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