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看法

　　声声呼唤户籍法

　　曾 荇（湖南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在四川成都，落户城镇的农民享受着户改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和实惠，但这些成果是需要保护和巩固的。如何保护和巩固？这一重担落到了法律的肩上，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在社会关系调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现代法学的角度看，户籍改革属于宪法与行政法的范畴。宪法的一个重要职责是确保政府、行政机关的行为合宪，让行政机关出台的政策具有连续性、稳定性。法律就是要使政府的行为不仅要考虑当前政策的需要，更要契合宪政与法治的要求，保障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

　　制定相对稳定的户籍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确定城乡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原则、条件和程序，巩固户籍改革的成果、推动户籍改革的步伐，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居民自由迁徙的权益，缩小城乡差距，加快我国城镇化与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目前还没有户籍法，相关立法调研正在进行中。笔者认为，户籍法应该规定公民拥有依法迁徙入籍的自由。只要农民在拟入籍地有稳定的住所，或有稳定的工作，或有直系亲属、监护人承担赡养、抚养、监护的义务等一定条件成立，即可取得在该城市入籍居住的资格。同时，户籍法应当剥离长期强加给户籍制度的不必要的政治、经济与其它社会功能，即消除户籍福利捆绑。因为一些地方，农民有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居民户口”后却发现，教育、医疗保障、就业等却没有随之“升级”，有了进城的“门票”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如此一来，“农转居”只是换了个名称而已，迁了户反而不能享受农村合作医疗、两免一补等优惠政策，城市的福利待遇又一时享受不到。

　　假若没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跟进，农民所获得的户改成果只会停留在改换户籍登记、称呼方式而已，户改的成果对农民兄弟而言，只是一个不能充饥的“画饼”。

　　其实，户改的主要问题不在户籍制度、户口迁移制度，关键要看相关配套制度是否跟进。只有就业、教育、住房、社保等各方面真正一视同仁，不分地区、不分户口性质，才能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法律要从这些方面着手，才能使得户改阳光照耀到农村的每个角落。

　　给成都户改提个醒

　　王比学（本报记者）

　　四川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给人们带来新变化。成都经验作为一项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根据相关规定，今后在成都市购买符合条件的二手房甚至租房，都可办理落户手续。与过去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政策不同，《意见》进一步放开了成都市农民到城镇入户的户口政策，不再强调户口与住房产权之间的关系，放宽购买二手房办理入户的条件，符合条件的，租房也可入户。

　　仔细研读《意见》，有这样两个问题需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其一，《意见》规定，农民只有购买超过90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房子才能落户，这等于是在户籍政策上鼓励农民购买9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而中央为了调控房价出台限制大户型的政策要求，“新商品房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所占比重，须达总面积70%以上”。一方在限制新建9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一方又在鼓励购买9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两项互相矛盾，势必增加农民落户难度。

　　其二，《意见》规定，“跨区域向城镇集中的农民，同等享受迁入地城镇居民的各种待遇。”应该说，这句话是进入城镇的农民最关心的。虽然现在成都已有相当多的地区让进城农民在医疗、就业等方面享受到了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但要让全市农民都能如此，还需要具体的配套措施来保障。

　　早在1998年7月，公安部就曾出台过《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规定“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但由于没有配套改革，造成一些城市在推行基本放开的户籍制度时受阻。一方面城市公共资源无法承载过多的人口；另一方面，新进城的农民难以享受到与城里人同等的待遇。结果一个好的规定，在实践中却难以达到初衷。

　　应该说，成都户改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愿成都户改能汲前车之鉴，稳步推进，让这项改革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