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杀母事件

　　实习记者 林珊珊 本刊记者 尼克 蒋志高

　　一

　　张明明决定杀掉他的父母。

　　这个想法在他脑中盘旋了差不多两个月。

　　“我想，只有杀了我的父母，才能让我多年积累的仇恨得到释放，让我真正地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

　　1991年11月25日，陈菊生下了他；2007年6月12日，他将陈菊打晕、掐死，然后割喉。

　　其间，陈菊打开大门惨叫一声，但门很快又被关上。那就像荒林里一声绝望的鸦叫，一切又恢复了寂静。

　　这幽暗的小巷的深处，有一个拐角，几栋四层高的楼房围成一口天井，张明明的家在这儿。抬起头，天空依旧是一条狭长的线，被错综复杂的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一米多宽的小巷两边房门紧闭，垂吊的女人内衣透着湿气，牛仔裤则似乎长年挂在一边，一动也不动。还有一个个小口子，连接更小的巷子，有时候，一个安静的小孩跟着一个女人拐进去，或者，一个谢顶的中年矮男人藏在巷里，睁大眼睛瞪着过往行人。声音从远处隐约传来，光亮在100米外的巷口。

　　那天下午，父亲张柱良就从这个巷口逃了出来。

　　二

　　“今天是个好日子……”在广州一家嘈杂的手机卖场，劣质的音响播出的音乐就像是暴发户在大声说话。

　　张柱良抽着红双喜，手微微地颤抖，烟雾轻轻袅袅悬浮着空中，他的目光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数十年后，有一天，我们也会经受这样的疑问，你收获了什么。张柱良的答案是：赚钱。

　　1994年的春天，我只身来到广州。想象中的广州很繁华，但不是那么回事。站前路那家大酒店当时还只是一个大土堆。下了火车，我看见到处是赛马的宣传，涌动的人头。我挤在人群中寻找大哥张光荣，来之前，他对我说，下了车说找河北老张，他们都认识我。可当时大哥在花都。当晚我睡在韶关大厦下面的广场，半夜一拳头打在我胸口，我惊醒过来，丢开旅行包逃走了。接下来的两天，我在车站晃来晃去，检查人员盯着你，你吐口痰，丢一片纸屑，就跑过来，罚款十元。我仅有的四十块钱很快被罚光了。我只能帮人提提行李，两三天就混过去了。

　　我跟随大哥卖黄牛票。那时火车站的生意真好，天天都像春运。那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到了窗口，售票员就说没票了。我们就凑上去问，老乡，去哪的，帮你买票。我们很容易拿到票，他们售票的每天回家两个口袋满满全是钱。仅做了两三个月，我就做不下去了，我总问到便衣，而且，骗人这事我干不漂亮。当然，最无耻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敲诈的。他们夺过旅客捏在手里的票，“给我一百块，不然把它撕了。”

　　接下来将近十年，我几乎都在当保安，跟过服装场、酒吧、夜总会、地下赌场……

　　1996年，你知道，到处都是歌舞厅。那时我在沿江路一家歌舞场当保安，圣诞节那晚，门票200块钱一张，等着跳舞的人排着长队挤在阳台上。那一年前后，我认识一群流氓。我们四五十人自称河北帮，帮人看场、收债和打架。老大一叫集合，我们就抡起水管、排骨刀，涌上去往人家背上胳膊上乱砍。有吃有住有玩，我们都很乐意。我们被抓进派出所无数次，又放出来。

　　当时，大哥承包了几家酒店的洗碗活，几十个工人都是去火车站找的那些没饭吃无家归的人，提供吃住，一个月350元，大哥每人赚上一百。老李是这些流浪儿中的一个，后来他结识了赌场总经理，就介绍我去当保安。老李后来失踪了，那时我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不长久的。

　　那是1997年，一个地下赌场每天赚上十几万。只要我站在那里，就会忍不住想赌。结果工资刚发，一眨眼就输光了。一想到该寄钱回家，我就特别紧张。到了年末，赌场闻风警方要大规模打击地下赌场。我们就自行解散了。

　　1998年，我在一家楼盘终于当上正规的保安，到了2001年，还混上了保安队长。可是，不久，开发商与物业分家。我又失业了。

　　我重新回到赌场，这下赌场都是先进玩法了，最主要的是玩老虎机，还有一些黑网吧。一次警察来检查，我们立刻赶走所有的少年，但还有一个少年玩得入迷怎么也不肯走，就被我们打了。再后来，他的妈妈闯进来了，操起凳子往电脑砸过去，我就骂她：“是你儿子自己要来的。我们又没强迫他。”

　　2003年，我开始和老婆在广州卖烧烤，到了2004年，老婆说儿子也大了，让他来帮忙吧。于是，我们一家三口住在瑶台，相依为命，靠卖烧烤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