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耐人寻味的幽默(图)

刘震云近影

　　刘震云还是那个劲儿，说话慢悠悠的，但是耐人寻味。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幽默：当时听着没啥，过后仔细琢磨，总能让人会心一笑，或者哈哈大笑。

　　他使劲向两侧捋着中分的头发，像是一定要分出个胜负来似的；他的语言有股子魔力，说话滴水不漏，真实深刻得让人拍案叫绝。有时候感觉他说话跟作品一样绕，绕得你分不清东南西北，非得紧紧抓住那低沉的声音唯恐跟丢了，但又不舍得放弃，因为下面未知的内容永远都是一种致命的吸引。

　　和“拧巴”叫劲儿

　　《我叫刘跃进》的出版方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金丽红称刘震云的不同阶段的写作为“华丽转身”。刘震云给自己打60分，但从出版角度讲，金丽红说他至少能得80分。《一地鸡毛》说的是吃的事；《故乡面和花朵》写到了人的脑子；之后是《手机》，探索说与想，说对想的背叛，口对心的背叛。几次转身，他由形而下转向形而上。这次转身是精心准备的，要转到极致的。他的每次写作都使读者感到惊异和好奇。

　　刘震云对自己的新作并不谦虚，他称为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这不仅体现在这本书中，可能还体现在下一本、下下本书中。这个转变不是体裁、风格、感觉、情绪的转变，而是我写作理念的转变。”写这部作品，刘震云说，是因为与作品中主人公的相遇不是偶然，而是冥冥中的缘分。如同两个人走路相遇，说得着，问去哪儿，说去汴梁，便结伴而行。再说一说，把对家人都不曾说的话都说出来，后来天黑一起投店住下，直说到天亮鸡叫。经过多年后，你想起这事还会说，这个路人是个好人。“曹操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说：何以解忧，唯有写作。”刘震云说，能写作，周围又有能说得着的好朋友，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

　　在《我叫刘跃进》中，刘震云写得最多的词叫“拧巴”，他说，这个词是他从生活中学到的，“拧巴”的同义词叫“别扭”。生活中最大的别扭是大家对别扭无能为力，但都在这样走。拧巴不但存在于今天，也存在于过去，不但存在于中华民族，也存在于世界。世界上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中一地喜剧。

　　“一天十件事有八件事在拧巴着你，这就改变了我的写作观。很多作家写作是因为生活打动了他或激怒了他，过去我也这样做过，但现在和过去不同，我是想把生活中拧巴了的理儿给拧巴回来，把骨头缝里拧巴的理儿也给拧巴回来，这不只为了写作，也是为了我自己。如果不找一个途径校正一下我自己，我可能就步了崔永元的后尘，得抑郁症了。”因此，刘震云写刘跃进时，不是对人物感兴趣，而是对他的思维逻辑感兴趣。

　　紧接着刘震云谈到自己越来越在意的词“不可掌控”。他说，我们周围有很多朋友，生活中出现了不可掌控的状态。刘跃进丢了包，又捡了包，捡的包里的U盘里有人命，人们又开始找刘跃进。故事就是这样。“引起我兴趣的首先是"偶然"。”刘震云说，我们现在偶然比必然要多。两人相遇是偶然，两车相撞是偶然，有时候杀人都是偶然。必然是世界的根本规律，偶然的重要性是和必然有同等价值的。

　　体胖未必心宽

　　《我叫刘跃进》的封底，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心宽体胖，体胖了心未必宽。”这便是刘震云近期观察世界的角度体现。

　　刘震云又用他不紧不慢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我30岁前是瘦的，30岁后胖了，对一个书生来说这是个喜剧。40多岁时我瘦下来了。但是见到我的人都问：你是不是病了？我感到我受到了胖子的压力。基本国情是胖子统治着瘦子。世界是通过外在角度表现的，《一地鸡毛》就是这样，里面所有的人没有名，全是姓，那时观察世界是以老张、小李、小林论，每个人都不一样，但中国论起人来就是以老张小李论，中国姓张的我估计起码有几千万，古代的公差都叫“张千”“李万”；到《故乡面和花朵》中，我写作以男女论，世界就俩人，一男一女。这次《我叫刘跃进》中，我以胖瘦论。比这更重要的是：人胖了之后应该心宽，但我发现人胖了以后心眼更小了，街上胖子多了挤，心里更挤。”

　　以往的写作，刘震云喜欢把事儿往深刻里说，他反省说，这恰恰证明了自己没到达深刻的阶段。就像登山一样，没到山顶时说的都是山顶的风景如何美，到了山顶说的都是山下的鸡鸣和炊烟。“如果一个作家努力把一个事往深刻里说，我过去以为他们是大师，现在我知道他们是徒弟。最好的例子就是孔子，儒学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但孔子的《论语》说的都是家长里短。我的小说就是见贤思齐。”

　　《我叫刘跃进》的幽默是刘震云一以贯之的风格。他认为，世界上的人有两类：一类是有趣的，一类是没趣的。没趣的占生活的90%，有趣的人中也有几类，一类是一说话就笑，一类是当时你没说，但出门笑了，晚上回去洗洗睡了，你又笑了，前者笑的是细节，后者是整体。还有一种是他把你说哭了，哭着哭着你又笑了。这是三种境界。他诚恳地说：“我希望你看了书能会心一笑。前几种笑的是词语和事件，后面一种笑的是背后的理儿。这种幽默如同被雪山覆盖了，保质期特别长。”

　　总演“不着调的人”

　　当代作家中，刘震云大概是个“触电”最多的作家。不单是说他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而是他“真枪实干”，在剧中扮演了角色，尽管出镜并不多。比如《甲方乙方》中扮演了一个迷恋阿依土拉公主的失意青年，在公园里面吃了一顿看不见人的西餐；《我叫刘跃进》中他又扮演了一个没有名字的群众角色，只开门打了一个哈欠就回去了。

　　对此，刘震云非常坦然：“我不是一个特别爱惜自己羽毛的人。我对影视是一窍不通的，把作品改成影视是我和朋友们完成的。我之前认识了一些搞影视的人。好多人都觉得文学改成影视，文本的价值就降低了，这是特别糊涂的。唐诗在唐代是不被人看重的，看重的是六朝的骈文，元朝的元剧也不被重视，明清小说在当时更不是高贵的，大家都同为下九流，就别再争什么高下了。这就像家里有个萝卜，一直是生拌吃，突然有人说可以炸丸子，就这样做了。我以前也演过不着调的人。导演说我长得太难看了，就出来打个哈欠就行了。哈欠特别不好打，在镜头前嘴张不开。导演就急了，我才知道我上了导演的当。表演中哭和笑都好演，就是哈欠不好打。布拉德·皮特失败在这上面，我也失败在这上面。”

　　谈到这次没与冯小刚合作而选择了马俪文，刘震云坦诚的回答让每个心存疑问的人先对自己的提问表示起怀疑。刘震云说：“我在影视界认识的导演也就局限于冯老师和马老师，我和不同的导演合作，这是个非常正常的事，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和我合作的导演要有一个前提：大家交谈时有会心一笑。另外，我觉得导演必须具有与众不同的见识。小刚和俪文都是这样，他们却非常不同，他们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一个爱说村东头的事，一个爱说村西头的事；一个爱撵狗，一个爱打鸡。”

　　他认为，一个好的导演是在剧本停止的地方导演出现，一个好的演员是在导演停止的地方演员出现，而冯小刚和马俪文都是这种人，合作中，情谊起的作用很小。马俪文加入的贡献是改变了电影的节奏和风格。过去书写的是羊和羊的故事，她把羊领到了狼群。她是个平常走路很快的人，和金丽红一样，是急性子，慢不得，书本来想拍成《寅次郎的故事》型的，导演拍成了《这个杀手不太冷》型的故事。

　　中国文学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在谈到中国文学的现状时，刘震云用了国歌中的一句词“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解释说，中国作家的书能卖到10万册以上的人，不会超过10个人。如果书卖不到1万册以上，靠什么生活？生活发生困难，他的信仰、理想、对文学的固守也不存在了。职业作家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存在：中国和朝鲜。一个鞋匠拿工资很荒唐，而作家拿工资却很正常。他说：“我和许多作者不同，我是自由作者，不是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有工资，在下没有。我参加文学界的会议很烦躁，不是他们的义正辞严没道理，而是我离他们很远。要申张正义就要自食其力，别让纳税人养着，这很危险。”

　　到2007年，刘震云从事创作整整25年。问及他有什么遗憾，刘震云说：“我笨就笨在，对"极致"这个词，过去忽略和大意了，没有早一天与它成为朋友。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段话，一个词，或书中，或生活中，你与他晚交5年，你就会晚觉悟5年。这时对你的耽误就不是5年，而是10年。”他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破万年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生活中，把事做绝了，显得有些毒，绝了后路。但艺术与生活不同，艺术是另一场战争，讲究孤军深入，讲究置之死地而后生。当然，不是说一篇作品中要死许多人，那样又简陋了，而是活着的人内心的深入。同时它也表明，自己深入思考的能力还很差，不但体现在细节上，更体现在作品的整体和结构上。他进一步解释说，这除了跟觉悟有关系，还跟功力有联系。当你觉悟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的功力跟没跟上去，也是问题。

　　“有时苦恼还在这个地方。刚才我给自己打60分，剩下的40分，“极致”这词，要占25分。对不起读者是次要的，对不起自己也是次要的，你也对不起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