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与文学境界

　　王光

　　“虫子总是在最不拘泥真实的民间传说中占有一席位置，所以昆虫始终特别能吸引我们。”这是《昆虫记》作者法布尔110年前说过的话。如今读过《昆虫记》的人们有了新说法：虫子是在最恪守真实的法布尔笔下出现，结果昆虫竟也能如此吸引我们。

　　然而，《昆虫记》十大卷，不是一部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精彩巨著。即使是法布尔本人，在完成《昆虫记》写作之前，也必须完成确立价值观的艰苦历程。事实表明，法布尔起码要确立两种价值观，一是人生观，二是科学观。

　　法布尔一生度过92个春秋。前半生不辞辛苦、不遗余力地奋斗，想争取到较优越的职位，为家人谋得像样的生活。他做了11年小学教师，12年中学教师，又花5年时间专门从事中小学教课书和科普读物撰稿人工作，以辛苦所得养活7口之家。可实际上，日子依然清贫，只因为他还要下狠心攒一小笔不是用于改善生活的钱。他向自己提着这样一个问题：“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这是他在向自我发起挑战：应该把全部心血与精力都仅仅消耗在不断改善生存状况上吗？生命历程刚好过半，他决定远离城市生活，用积攒下的钱在乡间购置一处旧宅，改造成自己的昆虫学实验基地。法布尔的行动已经表明，他认为除了要活命，还要做一番事业，对这个世界能有所贡献。正是因为确立了不能只为活命而奋斗的人生观，他的后半生做出了超凡脱俗的成就。

　　鉴定自然学（常译作“博物学”）的成果，一般需要展示看得见的实物。因此在昆虫学领域，特定气候带或地区的系统昆虫标本，亚种、新种昆虫实物，昆虫器官解剖结构图等等，诸如此类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容易鉴定，其价值也相应容易得到承认。法布尔迁居荒郊野外，从事的主要是连续不断的活态观察。当时欧洲的科研条件远不如今天优越，没有因特网传送图像，没有录像机，利用刚诞生不久的简单照相机不仅难以记录动物的行为过程，而且日复一日拍照的庞大经费根本无法保障。法布尔的观察成果只能依靠文字来记录，但仅有文字其可信度又容易受到质疑。明知如此，他还是要坚持开展既定方向上的研究。他在《荒石园》一文中强调这项工作的意义：“通过实验，划清智力与本能之间的界线；以事实为依据，以动物学系列为参照，从而见出人类理性思维是不是一种不会退化的功能。”法布尔认识到，动物的本能必须通过自身行为表现出来，而动物行为的研究则只有通过持续跟踪观察来实现。尽管持之以恒的观察、记录成果容易被忽视或漠视，但对于科学探索事业而言，坚持这一工作方向是非常有意义的。如今坚持常年野外追踪观察的动物学家多起来了，他们的主要记录手段已经变成了摄像机。

　　克服了“只为活命”的人生价值观，法布尔得以全身心献身于科学事业。克服了“费工耗时却不易得到评价”的顾虑，法布尔得以坚持不懈地开展自然环境条件下的活态观察。正是靠着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韧不拔的跟踪观察，法布尔深入到昆虫世界最细微领域，积累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丰富材料。经过十五六年的专门准备，他在不中断昆虫学研究的同时，开始着手撰写《昆虫记》第一卷。第一卷于1879年问世后，他继续一边从事研究，一边撰写《昆虫记》。1907年第十卷问世时，他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依然坚持不懈地观察研究，并有心把新成果续写成《昆虫记》第十一卷，终因年老体衰而未能如愿。

　　法布尔所处的时代，正值势不可当的拉马克－达尔文－魏斯曼生物学时代，又恰逢登峰造极的雨果－巴尔扎克－左拉文学时代。然而，没有哪位昆虫学家具备如此高明的文学才能，没有哪位文学家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虫学造诣。《昆虫记》完成不到一半的时候，研究活态昆虫的法布尔就已被人称为难以效仿的“观察家”了；《昆虫记》最后几卷陆续问世后，欧洲人已承认他是了不起的“昆虫学家”；他去世后不久，人们以“法国昆虫学家、作家”为称号，将他载入名人录；到他离开人间半个多世纪的时候，世界一流的百科全书正式称之为“杰出的作家、昆虫学家”。

　　《昆虫记》被写成了怎样一部巨著？

　　先看书名。中文书名用“昆虫记”三个字，是中国人按日本人译法学来的，久而久之，约定俗成。要传达原著书名的本意，最简单的办法是加上一个字，采用“昆虫学记”四字即可。更准确些的译法，可作“昆虫学忆札”。《昆虫学忆札》或《昆虫学记》这样的书名，本身带有传记体色彩。原著书名还有一个副标题：有关昆虫本能及习性的研究。副标题使用了动物学术语，显示此书的学术重点指向本能与习性问题。昆虫的“本能”与“习俗”，属于生命规律的范畴，具有“动物哲学”意味。换言之，它涉及动物行为的最深层原因。一部著作的书名非常重要，法布尔选定这样一个书名，是长期咀嚼斟酌的结果。他大约20岁上就立志“为虫类书写历史”，至56岁《昆虫记》第一卷问世，已度过三十五六个年头。这一加上副标题的书名，透露着作者的双重意图，或曰双重考虑：其一，不是提交科学实验报告，而是汇总科学成果，追述工作历程；另一，要揭示的核心问题，不仅涉及虫类自身，而且与一切动物相通。不言而喻，人类属于高等动物。这一书名本身耐人寻味。

　　《昆虫记》毕竟是以科学（自然科学）的面目出现的：作者是科学工作者，作品写科学工作及其成果。正因为如此，以下两点反而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首先，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或与其相关的人，现实生活问题或神话传说故事，经常出现在书中。例如，在记述朗格多克蝎的时候，作者插入自己和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的一段交往；在记述金匠花金龟的时候，他插入孩子们的快活表现；在记述圣甲虫时，他插入人类恩爱夫妻共同劳动的亲热场景；记述埋粪虫时，他插入对改善人类环境卫生的联想；在记述金龟子推粪球时，他插入希腊神话提坦神的形象；在记述隧蜂时，他顺便用虫类的行为来诠释一下当时社会学的著名论断，而且想到要影射一下令人担忧的人类战争和杀戮；他甚至在记述白蝎时，饶有兴致地介绍了一段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故事，讲孔子如何面对“轻生”这一社会问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几乎遍及所有文章。换言之，昆虫学家法布尔格外关注人文。

　　再者，《昆虫记》的素材绝大多数是昆虫学研究过程，看上去似乎完全会写成一部纯学术著作。然而无论是谁，读《昆虫记》每一卷都如同读着一本散文集。只是知识面稍窄的读者，偶尔被一些昆虫学术语困扰；而知识面稍宽的读者，则每每一口气读完一篇才肯罢休。作者讲究语言风格，笔调轻松流畅，亲切幽默，善于调动多种写作手法，记、述、描兼备，析、议、抒并举，正、倒、插叙皆宜，随时引来人言人行、人心人情，自然科学平添人文气象。巧妙自然地采用模糊虫、人界限的手法，书写虫界精于“拟人”，关照人间长于“比虫”，既以人性观虫，又以虫性鉴人。法布尔笔下，昆虫学升华到知识百科境界，学术报告升华到言语艺术境界，研究资料升华到审美情趣境界，虫性探索升华到人性反省境界。这是一种虫人互映、人性虫性交融的境界，是一种集知识、情趣、美感、哲理、思想于一书的境界。透过如此境界所看到的作者形象，犹如“昆虫学的司马迁”，“昆虫们的维吉尔”。

　　作者法布尔是一位充满人文情怀的自然科学家，作品《昆虫记》是一部升华至文学境界的科学著作。一个世纪来，这部杰作不断牵动世界许多国家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此时此刻人们发现，早在100年前，《昆虫记》就已经在向世人有力地证明：科学家不仅能揭示自然，而且能关注人文；文学不仅能写人，而且能记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