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邓新建 本报通讯员 王创辉
这是一宗简单的合同纠纷，却让一名江西籍卖米老农牢固了对公平的信心。
邓肖莹是6月接手这一案件的。当事人是一名靠种大米为生的老农。他将价值十多万的粮食装满几火车皮发给买家后，只收回了5万元货款。
数万元的差距，对于靠种田为生的农民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老农找到对方讨说法，得到的答复竟是“你运出的是饲料不是粮食”。老农想不明白，白花花的大米经过火车这么一托运，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卖米时没有签合同，托运时也仅有吨数记录，而没有运送粮食的品种登记，老农该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
作为公平的裁定者，邓肖莹即使同情老农的遭遇，也不可能去帮老农搜集证据。邓肖莹再次向卖米老农强调了此案的争议焦点———必须证明运出去的不是饲料而是大米。
不久，邓肖莹收到了老农寄来的材料。材料显示，饲料粮的买卖必须经过国家的批准，不可能经由私人随便买卖。也就是说，如果老农通过火车运送的是饲料，一定有相关部门的登记备案。
事实距离真相越来越近。随后，老农又给邓肖莹提供了一个信息：由于他所承包的土地属于国家粮食基地，专门出产优质大米。因此，国家对该基地的管理很规范，定期有粮食质量检测部门对从此地运出的粮食进行质量监测。
根据这一线索，邓肖莹向检测部门进行了查证。查证结果显示，就在卖米老农通过火车运送粮食的当天，监测部门曾对该车次的大米进行抽查，且对通过监测的车厢号以及运送大米的品种进行了记录。卖米老农运送粮食时所承租的火车车皮的车厢号也被记录在案。卖米老农最后拿回了被拖欠的5万多元。
邓肖莹身高不到一米六，显得很娇小。对于法官职业来说，这样的身高似乎不占优势。“有时候走进法庭，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当事人那种不信任的态度，特别是那些西装革履的公司代表或者代理人。”邓肖莹说。
不被信任怎么办？板着面孔、厉声说话来镇住对方吗？邓肖莹不走“恐吓”路线。开庭准备工作做得很扎实的她，通常在原被告双方完成法庭陈述之后，能够很精辟地将案件的争议焦点总结出来。“那个时候，看到当事人点点头、很小声地对我总结的争议焦点表示赞同，我就知道，在接下来的审理中他们不敢再轻视我了。”
从毕业至今，共计4年的开庭实践，邓肖莹见过各式各样的当事人。“真的会有那么一些人，为了几十万甚至几万元的利益，在法庭上说谎。”对于这种当事人，“如果他们的证据、证言明显有问题，我会提醒他们注意做伪证的后果。我不会当众发脾气，对于法官来说，判决书已经能够清楚地表达审判者对一个纠纷的看法。”邓肖莹说。
进入东莞中院民二庭的案件，涉案金额动辄成百上千万元，要不就是当事人对一审不服，一心指望着二审翻案的上诉案件。对这些纷争做“手术”，法官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邓肖莹坦言，因为判案的过程已经严格地遵循了法律的规定，审理也有理有据，所以，她并不怕当事人来闹事，“他们可以上诉或者申诉，我虽然年轻，但我敢对自己办理的任何一宗案件负责。”
今年以来，邓肖莹自己办理的案件已经超过一百多件。因为参加合议庭审理的缘故，她经手的案件更是多达300多宗。而且，这些案件不是简单的买卖，经常是涉及多层分包的建筑工程纠纷、银行合同纠纷、公司纠纷。
对于女孩子而言，这些涉及复杂关系的经济纠纷是否特别难啃？“其实，关键在于学习，而且要特别细致地学习。”学习法条、攻读相关著作、向领导和同事请教，邓肖莹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审理能力。在审理一宗与发票有关的经济纠纷时，邓肖莹更是通过多方求教，全面地掌握了与此有关的法律规定，此后审理类似案件便游刃有余了。
邓肖莹说：“做一名法官，并不像外人看来那般有乐趣。但是，每一宗案件经过我们审理之后，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的人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这是法官这个职业给我带来的最大成就感。”
图为 邓肖莹
调查结果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何碧霞：东莞中院从1989年正式挂牌成立以来还不到20年，因此整个队伍非常年轻，全院213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其中“80后”年轻人有80人，占37.56%。尽管年轻，但我们院“80后”法官特点鲜明：一是文化层次和理论水平高，接受能力强；二是工作积极进取，有冲劲，有活力；三是自我意识较强，富有创造精神。“80后”法官不少已经成为本部门的骨干，邓肖莹就是个典型。我们期待“80后”法官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刻苦钻研的精神，做好本职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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