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常听人们说:到了广东才知道自己钱少,到了海南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太小。据说有这样一则笑话:在北京一根晾衣的小竹杆掉在地下,打到了十位北京人,其中七位是县处级以上的,二位是带括号享受正处级或相当正处级的。
于是,一些在京城呆久了的人,便不把七品县处级官员放在眼里。这样做就立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后果: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就因为一篇报道涉及辽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被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进行立案调查。
在当今强调法制和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中,你以为不把七品芝麻官当回事儿,你以为他管不着你,但他照样可以在皇城脚下抓你没商量。而且,西丰警方看起来“手续齐全”,让人有口莫辩,只能老老实实被拘传。比如,他们称已对朱文娜涉嫌诽谤立案,向朱文娜所在的《法人》杂志总编辑王丰斌出示了警官证、对朱文娜的《立案通知》及《拘传证》。一切似乎都很依法办事,而且敢到京城撤网不能说撤野,足见其底气十足。只可惜抓的是一小记者,若是西丰方面逮去个司局级大贪官,人们一定会佩服其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执法勇气。
这样的诽谤案和得罪了县太爷的案例层出不穷,让人想起一句名言:县长(书记)生气了,后果很严重!的确,有的诽谤案包括西丰的这个案例,被“诽谤”的当事人还没有公开表示生气或没有提出自诉,当地公检法部门就高效率地开始运作了,开始执法了。想想看,七品芝麻官的形象不就俨然是一国之君吗?
有关方面和专家过去在分析县委书记之所以能大肆卖官的原因时,就明确意识到:县委书记和县长们“握有重权”,有人甚至感叹,“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权力过于集中,必然埋下腐败与滥用权力的隐疾。其次,监督缺位,监督体制形同虚设。“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一旦监督出现疲软,一些心存侥幸的一把手容易乘机“乱作为”。其三,人民群众的意见不能左右县委书记的上下。多年来,对县委书记的任命,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考察任免制,一把手只需对上负责,上级满意,便安享高枕,权位无忧。正因为此,才有“一地出了18位衣冠楚楚盗贼式的县委书记”。也正因为此,县官们能在何种程度上接受批评和听取不同意见,能容纳不同的声音,完全取决于本人的素质和他们自身的“雅量”。
一个地方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不是党员和人民普选出来的,口头上以人民公仆表态,说说一两句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空话大话,而心内知道人民没有权罢免他们、选举他们和监督他们,其心态上自然会以“父母官”自居,自然会视人民群众如草芥,自然只对上级点头哈腰和对提拔任用他的人感恩戴德,自然不把监督包括舆论监督放在眼里或者视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如仇敌。
因此,解决官员接受监督问题,不能单凭官员自觉地空洞地喊“请大家监督我!”而应该是让监督者能无所顾忌地(在法律法规授权范围内)监督被监督者,并不要求被监督者都能自觉自愿接受监督才去监督。
朱文娜作为一名记者,以所以要被西丰公安拘传,是因为她太小瞧县官这个土皇帝了。这使我想起一则诗人得罪国王被关进马棚的故事:一天,国王写了一首诗,念给首席宫廷诗人萨巴听,并向他征求意见。“淡而无味、杂乱无章。”萨巴说。国王生气了,下令把他关进马棚,多亏众人求情,几天后他才被放出来。不久,国王有了一首新诗,又念给萨巴听。萨巴听完,一言不发,垂着头就往外走。“哪里去?”国王惊讶地问。“陛下,我进马棚去!”
同样是得罪了权贵,一个是国王,一个是县委书记。而“诽谤”方都是两个小人物,一个是诗人,一个是记者。其结局也大体相同:一是被关进马棚,一是要将其刑拘。这两个事例告诉我们:指望所有的权力都能自觉地受监督、受制约是不可能的,在目前的中国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你若当真把官员当成人民公仆对他们说三道四、评头品足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但是,如果朱文娜也和诗人萨巴一样,是真正不畏“国王”威权,敢讲真话,敢于揭示真相的人,如果我们的记者、文人们,我们的所有官员和群众都能和他们一样,我们的监督难,还能难于只盼“青天大老爷”吗?(Z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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