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英红：回溯民主第三波推翻旧政权革命式转型

  　于英红

　　20世纪后期一项重要的全球政治发展是威权政体式微并向民主政体转型。

从1974年葡萄牙军人政变推翻军政府开始，此后16年间民主化浪潮席卷南欧、南美、东欧和亚洲，其中大约有30个国家实现了由威权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过渡，这一过程被塞缪尔·亨廷顿等学者概括为民主的第三波浪潮。

　　总体上说，转型国家的政治领袖们通过投票这一程序民主消除了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但由于转型路径不同，特定政体不但在实体性民主上差异很大，在巩固民主之路上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而转型前的政体特征对转型路径意义重大。

　　就威权国家执政党和反对派间互动方式而言，大致有三种民主转型路径：一种自上而下，一种自下而上，另外一种是两者的结合。

　　政权启动的改良式转型

　　在改良式转型中，威权体制下的掌权者启动了向民主过渡的进程，这种类型需要政权中有一位革新型领袖，而执政集团中的强硬派和反对派中的激进派都能保持克制。在“第三波”中通过改良实现转型的16个国家中，西班牙、巴西和智利可谓典范。

　　转型前的西班牙，其各政治派别和民众对1930年代历时两年多的内战心有余悸，他们知道剧烈冲突只会导致两败俱伤。而1974年发生在邻国葡萄牙的“民主化政变”，也让西班牙掌权者意识到同类政权存在的危机。但是持续36年的佛朗哥政权确立的一套复杂制度体系和佛朗哥设置的君主政体，成为民主转型的重要障碍。首相苏亚雷斯巧妙地借助旧政权终结了旧体制，而国王通过改革重新赋予了君主制合法性。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去世为改革提供了契机。具有改革倾向的王子胡安·卡洛斯就任国王，由于其王位的合法性来自旧宪法，他保留了前政权的政治体系，但在国会演说时明确表态将启动政治改革。面对牢牢控制军权的佛朗哥派和对国王充满疑虑、要求废除旧体制的反对派，卡洛斯需要一位既不触怒右翼又能为左派所接纳的革新型首相来替换只满足于对旧体制修修补补的内瓦罗，苏亚雷斯正是合适人选。作为首届王室内阁大臣、佛朗哥政权唯一执政党“国民运动”秘书长的苏亚雷斯对右翼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而其演说中对民主政治的呼吁也能够吸引左派。在获得首相任命前，他曾对佛朗哥派控制的国会发表演说：“在佛朗哥政府开始时期，我们的人民只是要求面包，今天他们以相同的方式，要求高质量的消费品，在开始时期他们想要秩序，今天他们要求自由——政治结社的自由。”政府有责任将现代民主制度所必需的机制付诸实施。而选举对拆除旧政权、设置民主政权并赋予其合法性至关重要。

　　上任后，苏亚雷斯提出两条政改方案：一是制定政治改革法，为接下来的选举制定规则；二是在1977年举行国会选举，然后制定民主宪法。1976年7月到1977年6月他一直多线作战。他任命国会议长米兰达起草政治改革法，1976年9月法律获政府批准。但要借助这部法律清除佛朗哥体制会激起军方的强烈反对，于是他将法律提交国会表决。为使国会接受这项将导致其消亡的法律，他通过电视发表演讲，警告国会：如果没有新的政治体制准则，社会冲突和政治混乱将会发生；只有实现政府重组、人民得以表达自己的呼声，才能强有力地执行国家的社会经济议程。他暗示国会，“未来尚未被描绘出来，只有人民才能完成”。米兰达亲临国会参与辩论，最终促成该法在1976年11月18日国会投票中以425票赞成、59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并于12月15日付诸全民公决，参与投票的77.72%民众中有94%投了赞成票。

　　接下来，他设法使反对派参与政治进程。1976、1977年，他两次签署法律大赦政治犯，解散佛朗哥政权的秘密警察部队，并与工人社会党领袖冈萨雷斯及其他反对派领袖会面。1977年1月，他会见刚获释的共产党领袖卡利略，被压制30多年的共产党渴望接近权力中心，承诺放弃暴力手段。一位领导人表示：“过去的记忆迫使我们奉行克制政策，我们不能肆无忌惮地表达我们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会被误解，或者显得有些极端主义倾向。”4月9日，共产党获得合法化。3月，罢工、集会权获得合法化。为了规避军方强硬派通过政变阻挠民主进程的风险，他首先获取军队中温和派的支持，逐步用温和派替换占据关键位置的强硬派，借此赢得军队对改革的支持。1977年6月15日，国会选举进行，选举产生的国会起草了新宪法，在1978年12月6日全民公决中通过。西班牙成为快速民主转型的样板。

　　和西班牙不同，巴西经过16年才终结了持续10年的威权。自1964年军人政变后军政府上台，到军方强硬派梅迪奇时期，巴西民众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警察与士兵组成的“死亡中队”大肆捕杀政治犯，到1974年连活跃一时的游击队运动也归于沉寂，而唯一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在国会的代表也遭到削减。梅迪奇靠经济奇迹来维持其统治合法性。

　　1974年，巴西军方温和派占据上风，盖赛尔作为国家革新党候选人担任总统。经济颓势使许多企业主加入反对派，令盖赛尔意识到军政府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他誓言要“解除独裁压力”，但认为巴西民主化是一个“逐渐、缓慢”的过程。他废除了前任大部分书报检查制度，减少政治迫害，与巴西民主运动党达成非正式谅解。但这些民主化措施激起军方强硬派的反弹，盖塞尔5年执政生涯中耗时最久的行动是打击军方强硬势力，扫除民主障碍。他迫使挑战其政策的高级军官辞职，代之以温和派军官。1979年1月，盖赛尔取消了军政府1968年制定的授权政府关闭国会的第五号制度条例，并在离任前确保温和派将军菲格雷多上台。

　　1979年，菲格雷多就职后表示将在他任满离任前恢复民主政治。在其任内，他首先取消制定于1965年的“只准成立两个政党”的规定，颁布法令准许成立新政党；接着大赦政治犯，废除所有书报检查制度。在1982年举行的州长、州议员和国会选举中，巴西民主运动在下院获得了双倍于前的席位，在参议院的代表席也增加了3倍，并控制了六州的立法机关，比先前增加了5个。但菲格雷多坚持总统要由军方选举委员团选举产生，而非直接民选。1984年，巴西爆发了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政治运动：直选运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一致要求直选，但军方坚持己见，最终反对势力妥协。

　　1985年，民主联盟候选人内维斯由间接选举当选总统，新党“自由阵线”候选人萨尔内当选副总统，但内维斯很快因病去世，萨尔内就任总统。他承认共产党，废除公民资格中对读写能力的要求，1988年又颁布新宪法，赋予除军人以外的民众罢工权利，将选民年龄标准降低至16岁，禁止总统用行政命令妨碍法律实施，并将下届总统选举时间定为1989年12月。其后总统选举如期举行。1990年3月15日，直选总统科洛就职，巴西完成民主转型。

　　在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在任内开启了民主化进程，这并非因为他不恋权，而首先是因为智利有相当长的民主传统。自1821年制定宪法到1973年军事政变前，智利历届政府均由民选产生，政党可自由参选，军队不介入政治斗争。皮诺切特的初衷是要通过选举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然而事与愿违。

　　其次，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后，教会成为威权政府的公开反对者，而天主教是智利国教，智利85%的民众信奉天主教，教廷的态度转变对民众影响很大。加上美国也敦促军政府“通过最有效的方式向民主政府和平过渡”，美国国会曾拨款100万美元给反对派来“促进民主事业”。

　　其三是因为皮诺切特相信自己有取胜把握。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智利自1976年以来一直维持5%以上的增长率，此外政府控制着宣传机器，对拉票有利。1980年皮诺切特主持制定了宪法，这部期望延长军政府寿命的宪法却为智利民主进程理出了框架。宪法规定，1988年，由陆海空和警察司令组成的军人执政委员会任命一位总统候选人，提交全民公投。如果赞成票超过50%，候选人将在1989年就任总统，任期8年；否则，将在1989年12月举行总统和议会自由选举，而皮诺切特可以在参议院获得一个终身参议员的席位。为了连任，1983年皮诺切特开放党禁，与反对派开展对话，取消了15年之久的全国紧急状态，恢复新闻和集会自由，允许政治流亡者回国，并说服军人委员会推举他为唯一候选人。

　　但1988年全民公投结果却是皮诺切特始料未及的。在公投前夕，各反对党调整策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反对军政府的目标上来，基民党、社会党、激进党和共产党等16个反对党组成“争取反对票全国指挥部”来协调行动，并推举基民党主席艾尔文为指挥部发言人。反对派领导人纷纷深入偏僻农村做宣传，并在首都圣地亚哥组织100万人参加的抗议集会，揭露军政府的“独裁劣迹”。最终反对派获胜，皮诺切特只拿到44%的选票。这样1980年宪法和反对派获胜确立了1989年总统大选和1990年3月权力让渡的框架。1989年总统大选如期举行，艾尔文获胜，次年接任总统。皮诺切特保留军队总司令职务到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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