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英红：回溯民主第三波推翻旧政权革命式转型

   　在妥协式转型中，经济发展促成了中产阶级的崛起，在当权者无意改革时，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各阶层通过社会运动表达民主诉求。

　　在韩国，美国的影响力和社会运动是促成民主转型的两大关键。1945年以来，韩国在美国占领和支配下全面引进美式民主，但是不断被个人独裁和军事政变所中断。韩国60年代启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到80年代完成了工业化。工业化推动着城市化进程，城市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所占全国人口比例由1960年的20%上升到1980年的48%。

　　1979年10月釜山和马山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朴正熙政权在如何应对方面出现分歧，最后主张和解的中情局局长金载圭刺杀了力主镇压的总统及其警卫长。国务总理崔圭夏代理总统职务，他废除第九号总统紧急令，解除对民主人士金大中的软禁，释放政治犯，表示将尽快修改宪法，一度出现“汉城之春”的民主趋势。

　　但军方的温和派和强硬派对修宪分歧严重，强硬派全斗焕发动政变，逮捕了主张修宪确立民主政府的温和派领袖郑升和，并控制了内阁。从1980年3月起，学生、工人运动持续不断，光州学生市民运动最为活跃，他们要求全斗焕辞职并尽快实现民主。后者实行戒严，逮捕运动领袖，并进行血腥镇压。

　　为消除光州事件阴影，政府颁布旨在解禁的《政党法》，并对政治犯进行特赦和减刑，还在1985年2月举行国会选举。选举中，建党不足1月的新韩民主党成为最大在野党，成为体制内与执政党民主正义党制衡的关键力量。此后该党不断发动在野小党、学生和市民，对政府施压，呼吁修改宪法，实现总统直选。

　　1987年，全斗焕以新韩民主党10余名议员脱党另立门户为借口，声称在野党分裂使修宪不可能，要推到1988年9月汉城奥运会后再考虑。此举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主化抗争。1987年6月，汉城学生市民举行示威游行，目标直指修宪和总统直选，美国也警告政府不得像光州事件那样动用军队镇压民众运动。政府做出了妥协，6月29日，执政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表民主宣言，提出与在野党合作迅速修宪，举行总统直选；为扩大和保障国民基本人权，执政党将与人权团体对话，并修改《新闻基本法》，开放新闻自由。

　　此后韩国上下开始了修宪讨论，10月27日，新宪法经公民投票以93%的高票通过，该法取消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恢复国会的国政监察权，扩大公民的政治自由权。12月16日总统直选中，由于反对派金大中和金泳三意见相左，导致在野阵营力量分散，执政党候选人卢泰愚赢得大选。这样，在奥运举办前夕，韩国回归民主政治轨道。

　　反思民主转型

　　民主转型路径的差异性，使转型国家所确立民主的稳定性存在差别，在巩固民主道路上遇到的问题也大不相同。在以上7国中，转型最为成功的当属西班牙和韩国，两国的民主宪政安排都经过了各派代表协商，西班牙甚至还提交全民公决达成了共识性宪法，避免未参与进程的派别日后提出修宪要求。而智利虽然顺利实现民主过渡，但皮诺切特在离任前提出其交权的条件，保留军队司令职位和索要终身参议员职位，把民主转型过程拉长到1998年他交出军权。巴西则是在反对派严重受制于军方的情况下接受总统间接选举和制宪，宪法中不可避免地仍然反映了军方的实际权力。阿根廷保留旧宪法的做法更为民主带来隐患。

　　民主选举是“第三波”民主的关键。转型前威权政府的中央权威的起源和维系都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自身缺乏合法性。而民选解决了合法性危机，确立了民主政体。但这种程序性民主大多是精英选择的结果，在三种转型中，执政党或者反对派的精英们起了主导作用，大众成了民主舞台上的配角，大众民主的缺失致使民选政府不时地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傀儡，这造成了有的国家社会的分裂和动荡，这其实不是民主本身的问题，而是民主不够成熟的表现。

　　转型正义对巩固民主意义重大。威权政府下台后，新任民主政府可能会以侵犯人权罪要求加害者承担责任，这通常能够削弱旧势力的政治影响力，也有利于巩固民主。例如在希腊，军方通过审判和监禁发动政变建立军政府的下层军官，重建了军队作为一个国家机构的威信；智利对卸任军队司令皮诺切特的审判，也削弱了军方旧势力的余威。但在阿根廷，对高层军官的定罪和监禁对军队造成了精神打击，从1987年到1990年，该国爆发4次军官起义，削弱了民选政府的权威。这说明在巩固民主的道路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国情仍然是决定民主转型可持续性的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