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邱庄被迫改制 早于南街村完成股份制改革

　　强人离场 村民自治复兴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现在大邱庄好是好，但都只是个人的，和我们无关，禹书记那阵是真的好，因为他想着的都是集体。

　　毫无疑问，单论GDP，大邱庄镇正在享受“庄主”禹作敏死后从未有过的辉煌，尽管这样的荣耀已经不属于“大邱庄”，而是“大邱庄镇”。进一步说，这样的辉煌只属于少数厂长和老板，似乎和大邱庄普通百姓无关。

　　“村里上亿的大有人在，但也有人穷得连供暖费都交不起。”4月10日傍晚，记者去一位村民家里采访时，时间已接近晚上6点多，外面淅淅沥沥下着雨，记者在昏暗的客厅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夫妇依然没有开灯的意思。

　　“还是禹书记那阵好，连电费都不用花钱。”而比窘迫生活更可怕的是，更多人正在失去生活的来源。像那位刘姓村民，一个月只能在自己亲戚家的厂子里干上半个月，其余时间就处于失业的状态。

　　20多天前发生的那场风波，再次暴露了这个明星村的尴尬。

　　“如果你们早来20天，那就热闹了。”记者在拜访大邱庄万全街道的一位村民时，这位刘姓中年男子操着一口浓重的静海口音说。

　　对“热闹”的注脚，大邱庄流传着三个不同版本。

　　刘姓村民很坦白地告诉记者，2008年3月17日万全街道200多人去镇政府“散步”，当时还打了标语。

　　“现在村里有钱的人大概占10%，没钱的占到90%。”万全街道的一位领导告诉记者，贫富分化正是“万全风波”发生的背景。

　　“原先是向一个方向使劲，后来是向自己那里使劲”，著名农村学者于建嵘教授认为，“万全风波”折射的是百姓对禹作敏时代前后治理模式的突兀与不适应，使贫富分化问题凸显。

　　“散步”有了一定的成果。在万全街村民看来，“万全风波”最重大的收获就是以签名的方式选举出了村集体的领导班子。

　　4月2日，新的领导班子正式开始运转。“现在的领导班子和老百姓是一条心”。有村民如此评论。

　　组织者谈起此事时，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我们就是挨家挨户去签名，结果有超过一半人同意罢免原来的村主任”。

　　据知情人士透露，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根据《村民组织法》第十六条规定，只要有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最后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即罢免成功。

　　村民居然可以依法罢免村委会主任，在15年前的大邱庄这显然应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村民告诉记者，新任的村主任叫刘永华，是禹作敏时代“能人”刘万全的儿子，也是禹作敏的侄女婿，原来是大邱庄小学的校长，很受禹氏家族的器重。1993年被捕之前曾任万全集团代理总经理，后被判刑四年，出狱后曾在外面做生意。

　　据村民们介绍，由于万全账目混乱，他们对原任村领导班子非常不满意，又十分怀念刘永华的才干，所以此次把选票投给了他。但刘永华却非常低调，并不愿意说什么。

　　被迫的改制

　　1993，对于大邱庄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浪漫主义的集体时代和禹作敏一起被“颠覆”，个人主义时代由此谢幕。大邱庄贫富分化的种子就是从那时被埋下的。专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把1993年的中国形容为激荡的一年，大邱庄亦是如是。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苑鹏看来，即使禹作敏没有被捕，大邱庄在1993年之后的日子也会过得相当艰难。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要求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中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取向基本明确下来。城市国有企业转轨逐渐面向市场，乡镇企业开始面临更大的竞争。

　　“当时有句话叫‘老虎下山，猴子上树’，以前依靠在体制夹缝中生存下来的乡镇企业将面临非常大的竞争，另外，乡镇企业本身的社会包袱太重，他们一出生就有点反市场经济的味道。”苑鹏认为。

　　经过了两年的准备，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开始了艰难的改制，首先是从房子开始，大邱庄人买断自己的房子，3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

　　接下来，大邱庄先后完成了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14项福利改革，禹作敏制定并一直延续了多年的待遇，几乎全部取消。

　　而这种改革面对的阻力也是很大，“毕竟以前几乎都是免费的，但必须改，企业受不了。”被称为改制后“轻装上阵”的企业开始从产权改革方面进行努力。

　　变公有为民营；投资主体由单一变多元。其方式是：集体整体从企业中退出来，由“能人”出资“入主”。

　　新华社一篇报道称，当时的镇党委书记陶润立含着眼泪说：“我们急过、蹦过、跳过、哭过，四大企业集团的老总有的累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改制后大邱庄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格局，大邱庄的经济成分80%为民营，20%为外资和集体参股。

　　“虽然单干有种种不如意，当时的改革还是比较公正的，但现在看来当时的改革还是正确的”。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点的企业的老板，大部分还都是当年的厂长、经理、会计等等。这部分人以前在禹作敏时代就是住着别墅，现在仍然住着别墅。

　　从某种程度上说，禹作敏的死给大邱庄带来转机，由于矛盾暴露得早，大邱庄比南街村更早地完成了以股份制改造为主的产权改革。

　　即使大邱庄的工薪阶层，也能清醒地认识到产权改革的意义。大邱庄长江道上一位杂货店老板说：“虽然那时候集体什么都分，但手上确实没钱啊，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多块，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产权改革更大的意义是提供自由创造的空间，如果没有产权改革，也不能产生如今年销售额过百亿的友发钢管。

　　1993年还有一段历史被大邱庄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禹作敏事发之后，除了原来的四大集团瓦解，大邱庄镇政府也建立了。知名学者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项继权教授看来，大邱庄镇的建立打破了村庄的封闭，被国家权力接管的大邱庄，正常的秩序减少了威权人物的干扰。

　　未竟的改革

　　与禹作敏时代的高调不同，大邱庄现在的官员一再挂在嘴边的词是：低调，没有人再提“天下第一庄”，有时这种低调甚至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

　　在大邱庄采访期间，记者曾数十次致电大邱庄镇主管宣传的杨主任，希望能和现任镇党委书记面谈。他首先申明现在关于大邱庄的一切宣传都需慎重。追问再三，杨主任才道出现在大邱庄面临很多问题，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等下半年，“有需要的时候”再请记者来报道。

　　而镇领导不肯接受记者采访，或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记者就万全的问题采访当地村民时，村民们都觉得记者大惊小怪，“有什么好奇怪的，经常有人跑到镇政府去‘闹’，前几天满井子还去闹了呢。”

　　现在的大邱庄依然面临着不少的矛盾。

　　污染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之一。据当地村民介绍，满井子村民上访的原因就是因为污染问题。记者专门绕大邱庄边的河道转了一圈，河水已经完全变成黄褐色的锈水，河堤边被水浸过的野草也全是一片怆然。

　　尽管周边仍然是广阔的田野，大邱庄的天气即使在白天也是一片灰蒙蒙的。在从百亿道上望去，卡车在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烟尾，友发的镀锌厂，蓝色的化学雾气在厂区蒸腾。

　　除了污染，大邱庄本身的经济严重依赖钢铁产业，且由于大多数企业达不到国家标准，如果国内钢铁行业稍有风吹草动，“吃钢铁饭”的大邱庄势必收到很大影响。

　　还有些问题显然已超出了大邱庄的能力解决范围，比如土地。禹作敏时代把大邱庄的土地收上去交给了其中一个大队去种。而现在，万全街道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农村户口，去年就有村民到镇里去“散步”，后来村和镇里一起决定每月发给500块钱。

　　同时，由于外来人口扩张厉害，本来属于村民的宅基地变就成了稀缺资源。村里想出的主意是去抓阄，你想买多少个，先交多少订金，然后有多少个抓的机会，结果甚至有人想买十个，到手后就卖出去。

　　与土地相联系的，是名义上已经变成城里人的大邱庄村民，“即使户口本上盖个非农业的戳，依然不能解决社会保障，也不顶用”。

　　“股份制改革仅仅是第一步，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只靠经济手段解决的”。刘永华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

　　(记者 胡剑龙 天津报道　统筹 胡键 周志坤、张林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