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女儿绡红追忆父亲文学路上苦乐(图)

出版《论语》半月刊是为了提高人们的趣味。

　　三

　　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先行“引退”。目睹亲友跟着纷纷离沪，他不禁想起祖父小村公的遗训：“三四十年之内，必然要发生世界大战，中国将是被各国分割混战的战场，全国任何地方都不安全，不能照以往的，小乱避于城，大乱避于乡的办法。要避难只有到美国去最安全。”但洵美选择“一动不如一静”。和“八·一三”时同样的是，家累重，经济拮据，逃难逃不起；不同的是，他这次心里有主意。

几十年的生活使他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共产党带领人民抗战，打到上海来，也还是会带领人民建设国家。文化出版是国家建设之本，他留在上海，在新政权下，还是会有出路的。他没有做过危害人民的事，用不着逃。他听信老友、民盟的罗隆基和孙斯鸣的话，相信党的统战政策。《论语》出了“逃难专号”，他写了《逃亦有道》，《论语》因此而被当局勒令停刊。

　　1950年初，他偕妻儿来京，是因为他把时代印刷厂卖给了人民政府。按合同，这套设备安装好试机之际，厂主和经理必须在场。洵美有意到京开书店，趁着可以报销，把妻儿一起带了来。他的这套影写版印刷机，战前印制《时代画报》、《万象》、《良友》，质量名扬大江南北。商务印书馆原来也有一台，“一·二八”被日军毁了。后来重又买进，却迁到香港去了。这时全国就此一台。政府要出版《人民画报》，文化部门的领导夏衍和负责办画报的画家胡考、丁聪都是洵美的老友与作者，自然知道来找洵美收购印刷厂。时代厂有一批技术精湛的影写版技术工人也随设备赴京，成立北京新闻摄影局印刷厂。

　　多少年为筹钱操心，忽然得了这么一大笔款子，今后吃穿不愁了。但是，印刷厂易主，洵美着实难以割舍。当年用仅剩的那笔财产购进那时最先进的影写版印刷设备，目的是印出最高质量的《时代画报》，使画报有更多的读者，更好地推动文化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想，人民政府收购了，办《人民画报》，其销量岂是《时代画报》可比？再说，这部机器长时间只为几份画报干活，一个月里歇半个月，生意接不到，机器就闲置，还不如让它到政府手里，派上更大的用场。所以，夏衍到家来动员，他便同意脱手了。

　　洵美在北京可说十分寂寞无聊。在京的老朋友不少，徐悲鸿、沈从文、罗隆基等也时相过从，但各人要忙各人的事。上海的书店交给朋友，解放后出版物要服从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指导思想，自然不可像过去那样随意。他聘请了熟悉马列主义的老友汪馥泉和他的儿子汪新泉任编辑，出版了一批苏联文学和哲学的译本。他自己不识俄文，也不解马列主义是何物，心里忐忑。在北京，因不适应北方气候，他和几个孩子轮着生病。他一下子瘦了许多，脸都变样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时代书局出版的马列主义著作会闯祸，他不知道费尔·哈定当时是“托派”。这错误非同小可！《人民日报》一连几天大篇幅载文批判，时代书局的书被大批退货，书店难以维持。合股人思想不一，只好关门大吉。洵美为之奋斗半生的出版事业从此画上了句号。洵美栽了个大跟头，闷闷不乐。红儿在上海住院手术需家长签字，洵美想想，回上海吧，佩玉只好舍弃她好不容易建起的新家，一家人回沪。红儿手术后在石膏床里躺了半年，“脱壳”后行走自如了，洵美内心的痛苦却难以解脱。

　　洵美不是一个会理财的人。印刷厂结束遣散善后；京沪两个家的建与拆；书店的大亏本和关门善后；办化工厂、投资旧货店先后失败。几经折腾，眼看那笔款子所存无几，他和佩玉心里不安。1953年，自小的玩伴秦鹤皋来拜年。他那时在上海出版公司。相谈之下，洵美意识到自己还是应走老路，发挥所长。中英文俱佳的他，译了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居然一连再版两次。其后与人合译《玛丽·巴顿》，书里有近五十首诗歌，显见邵洵美的功力。(注：此书后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之一)北京的作家出版社也寄来泰戈尔作品四册约他翻译，他还为译文出版社的方平校《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为王科一校《傲慢与偏见》等。他读原文，看译文，从中学到很多，也颇有感悟：“我一天天明白，诗是跟了天才走的(即对于诗的了解，全靠本人的才气)；学问是跟了年龄走的(当然我的意思是说，生活经验越丰富，思维便越有条理)。”

　　1957年初，洵美强忍失去长女的哀恸，完成《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译稿。这是他第一次翻译雪莱的诗。他非常敬爱雪莱，曾把这位英国诗人的照片挂在床前激励自己。佩玉说：“洵美译这本书是最最用功的。”

　　活力又回到洵美的身上。臧克家又办起《诗刊》。《上海文艺月刊》的曾文渊约请他写《读毛主席关于诗的一封信》。这是对他的信任，是对他在新诗的实践与研究方面的成就的肯定。他参加政协的哲学学习班，认识上有了进步；因政协活动，与文化界的老朋友相聚的机会多了，也结识了不少过去慕名的朋友。心情舒畅，他长胖了。那阵子与小曼往来增多，还筹资“设宴”为小曼祝寿。他怎能不思念亦师亦友的志摩！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使洵美得到极大的乐趣。译英诗，常常激起他创作的激情。他要把那一句句英诗的原意、笔调、神韵再生到中国的文字里。(注：过去，父亲为引介外国文学译过不少东西。这几年，他不过译了六七部，翻译界对他的成绩倒给予了较高评价。秦瘦鸥说：“……邵洵美写过大量的新诗，然而比较起来，他在翻译方面贡献更大。翻译诗歌难度更高，但他译的拜伦、雪莱、泰戈尔诸人的诗作，都能符合‘信，达，雅’三项要求。”)

　　金秋，蓦地风云突变，一场无妄之灾临头！

　　他再也没料到往后的四个新年他会在铁窗下度过。他再也没料到，回到家，家已不家。他会贫病交迫，苟延残喘地坚持下最后的六年。

　　他在狱中，佩玉生活艰难，只有变卖了家私，带了幼子投靠在南京的红儿。在当时的环境里她强忍心头之痛，不敢表露丝毫。只在夜深人静时轻轻地对红儿说：“爹爹现在拿不到一张纸一支笔！”没想到洵美即使在牢狱里，居然还会借诗勾起旧识的回忆。他给同狱的贾植芳先生偷偷递过一张卫生纸，上面写的是：“狱中遇甄兄有感，有缘幸识韩荆州……”

　　贾先生认出洵美，惶恐万分，急忙把纸撕碎，扔进便桶。

　　三年半后他被“无罪释放”，瘦脱了形，落下了严重的顽疾。家徒四壁，他只说了句：“身外之物！”出版社复又请他译书，但肺心病使他无法久坐，日夜气喘吁吁，工作进度很慢。

　　1966年，暴风骤雨又来袭击。最后的一个家当，那只宋代“桃形笔洗”也被抄走了。洵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贫病交迫，洵美竟然还有心思把印有“杜甫草堂”的邮票制成书签自赏。

　　被戏称“文坛孟尝君”的邵洵美这时“门前冷落车马稀”。不怪友人的无情，各人有各人的难哪。也有终身挚情，一向赤诚相对的老友：王永禄自身不便，嘱儿子来帮助抄稿。钱瘦铁不怕牵连，常常来访，带来新刻的毛主席诗词《三打白骨精》一套印章，让寂寞的洵美在病中赏玩这方寸艺术，获得一时的欢愉。他为安慰洵美，刻了枚图章，“洵美常幸”。

　　到后来，出版社停支生活津贴，连开火仓都难，焉能顾及买药，洵美病情加重。知友施蛰存戴着助听器来看望他。得知他的窘境，自动每月支援50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30年后他怀念洵美说：“邵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就是到最后，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译文出版社的王科一与洵美是忘年交，“文革”中一样处境艰难。当他在“牛棚”中听到洵美想他时，便不顾一切来看望。洵美病重已不能谈吐如前，但二人片刻的相视，也给予彼此莫大的安慰。

　　1968年3月，王科一又一次被斗的深夜，在家中用煤气自尽。洵美闻讯大恸。一个多月后，他追随王科一于地下。

　　洵美重病中思维是清晰的。他曾在3月2日给幼子小罗的家书中，抄录下他写的两首诗：

　　老友庄永龄，陆小曼先后死，得句如下：

　　雨后凄风晚来急，

　　梦中残竹更恼人；

　　老友先我成新鬼，

　　窗外唏嘘倍觉亲。

　　陆小曼死后第二天得句云：

　　有酒也有菜，近日早关门；

　　夜半虚前席，新鬼多故人。

　　(附注：唐诗有“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夜半虚前席”，洵美曾用于《论语》第93期的封面。那是“鬼的专号”，载有徐志摩的几页日记，题为《儒林新史之一页》。可见洵美是闻小曼噩耗，思志摩旧情。

　　1968年3月28日又一封家书写道：

　　……最近寻到许多以前写的诗句，每首记录一个时期的历史，句子有的很新鲜，又反映出当时的思想情况。抄给你和妈妈看看，不知有何意见？以前写过一诗给一个朋友，未寄出。最近出院回家，稍将后两句改动。

　　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

　　小别岂知(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注：可惜那些洵美寻到的旧作，未曾保存。)

　　从来主张写新诗的洵美，晚年却以旧诗抒情，佩玉母子批评他。他如是说：“我的东西，只能起一个作用，便是说，留作一种资料，说明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东西，……将来或者把它们拿给文史资料编辑的负责人去看看，有没有用。”他给自己作的评价是认真和客观的。

　　步入2008年，我手捧《邵洵美作品系列》第一批的五卷，思绪万千。为了邵洵美的名字不被湮没，妈妈七十岁后笔耕不辍。她的回忆文字由妹妹邵阳夫妇整理出版。不善写作的我，循着妈妈的路走下去，为谋求当代乃至后世的读者能对这位曾经醉心于写作，痴心于出版的邵洵美有一份理解；期望还会有人记得这位为推动中国文化发展，为宣传抗日尽过力的老文化人，我抱着还事物本来面貌的心意写了《我的爸爸邵洵美》。然而我只能画出爸爸的形象，画不出他的全貌。他的作品让它自己说话，世人能通过他先后两批出版的作品回眸他的神韵。

　　为历史，留下他的身影。那是邵洵美驻足的那个变幻莫测的时代的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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