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女儿绡红追忆父亲文学路上苦乐(图)

《十日谈》引导人们关心国家大事。

　　二

　　1937年，日军打进上海。由于手头拮据，在两军交火的前一刻，他才匆匆偕家眷工友逃离位于战火前沿的杨树浦。家毁了，印刷机得外国友人项美丽之助才搬出来，但无法营业。四份刊物被迫停刊，镇江的当店荡然无存。全无生财之道，赖妻子佩玉典当细软维持，度日维艰。后来在他在孤岛办的抗日杂志《自由谭》上，他写了《一年在上海》一文，详述了他“八·一三”前后的经历，“我不相信那些在香港，在汉口，在云南，在四川的朋友真会天真得相信天下竟有自愿在孤岛上做饿殍的傻子。

我更不相信传闻所说，我的那些在外埠的朋友会有各种肤浅的推度与鄙俗的论调。假使我十几年的文章，谈话，行为，态度，没有给人比较深刻的印象；至少我的不爱金钱爱人格，不爱虚荣爱学问，不爱权力爱天真，是有着许多事实可以使大家回忆的。”他说，“唯一的安慰是老婆的信心与同情。”

　　熟悉他家世的人都知道邵洵美祖上遗下家产不下万贯，可是怎么到洵美的手里会“黄金变泥土”？他说，“了解我性格的人，知道我对旧道德和虚荣的受毒已深，谁也无法挽救。所以我一方面自己穷得不得不用按月一分八厘的款子，而另一方面却每年放弃成千成万的利益。我因此而受到的责备和误会简直数不清；我半世生活始终难上轨道，也无非为了这个原因：对得起了一个长辈，却对不起了许多小辈。”

　　逃到法租界后，生活动荡，直至搬到霞飞路才安定下来，可是屋小人多。始终关怀他，以他读书写书的爱好为第一的妻子佩玉，照例为他想出了办法，不出五天，他就能安心地坐定在书桌面前。1938年过年期间，他在孩子们的嬉笑喧闹声中，在幕帷后面全神贯注，为《天下》(T’ien Hsia)写了篇学术性的大文章Confucius On Poetry(孔子论诗)。他说“人家或许会奇怪，我在这种环境里，竟然有兴致写这一类的文章；其实这正可以代表我当时的心境！那几个月里，我是忽略着现在，清算着过去，和等待着将来。……这篇文章，我在两年前已起好腹稿，可是总没有勇气，也许可说没有时间去写下来；而战争竟给了我闲暇。这在有许多人会起反感。我为我自己的辩护是：惟其在这种大变动中，我们格外应当管住我们的情感与立定我们的主意。……”他立定主意要做两件事：宣传抗日，同时不放下他的学问。

　　他争取外国友人《大美晚报》馆的老板Starr(斯达)的资助创办了《自由谭》月刊。同情中国人民抗日的项美丽挺身掩护，挂名充当刊物的编辑人与出版人。这份杂志几乎是洵美一人编辑；而项美丽编了它的英文姐妹版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留在上海的作家画家们投稿支持他们；合作编《论语》的林达祖来助他一臂之力；几十年始终不渝的助手王永禄，跟“一·二八”时办《时事日报》一样的不惧危难，在日伪眼皮底下为洵美的抗日杂志的印刷发行奔走，帮着洵美秘密投送地下党出版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本。

　　1938年9月1日《自由谭》和其英文姐妹版Candid Comment同时出版。洵美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在《自由谭》的“自由谭”专栏，他谴责日寇残忍的暴行，揭露汉奸的无耻勾当，批评醉生梦死歌舞度圣诞的人。提醒美国切勿作壁上观，当心“养虎伤身”……他发表了自己连载的回忆录《一年在上海》，第一首抗战诗歌《游击歌》，并以史家的眼光提醒“真正的文学天才”，为了千百年后，人们想明白这一次大战的真相，或我们失望于历史的刻板的记载，不要放过写“战争文学”……他还要忙于把中文版的文章译成英文，把英文版的文章译成中文。当英文版的稿件不足时，他得写一点来凑，甚至得把唐诗宋词译成英文，但有的是意译，有的竟是重新创作。

　　那个时期，外国来华的作家、记者很多。他们到上海大多会通过项美丽或是斯诺夫妇来访洵美，有英国《孟却斯特导报》的丁百里，他的名著《日本在南京的暴行》传布到全世界。洵美说他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仗义执言，介绍了几千几万朋友给中国”。有美国女记者胡德兰，《日本的泥足》的作者，刚从汉口前方考察归来，回美路过上海，特地为《自由谭》写了《南战场巡礼》。还有路透社战地记者萨姆生，是胡德兰介绍来看洵美的。他在汉口、广东住了两三个月，看到日本飞机第一次的轰炸和末一次的轰炸；他看见一个个熙攘的村庄烧成一堆灰烬；他看见多少欢乐的家庭一刹间变做坟墓。“这绝不是用人类的语词可以形容的。他带来近千张照片，可是和真相还差得远。”他为Candid Comment写了篇文章,译成中文《汉口失陷的前后》，同时刊在《自由谭》上。……客观的信息，加上政府军前线与各方敌后游击队送来的战地消息，震荡着处在孤岛的邵洵美，他把收集到的关于游击队的资料写成The Guerrilla’s Part In The War，刊在Candid comment上，后又译成中文《关于游击队的论辩》刊于《自由谭》。他坚定了办抗日杂志的决心。直到日本特务威吓项美丽，《自由谭》才不得不停刊。

　　1941年孤岛也沉没了。接着几年，一大家子生活拮据得连老阿妈的工资都得拖欠。他的亲弟弟附敌，任伪苏浙皖税务局长，但邵洵美严拒落水。夫妻俩半夜深谈，“人只一世，名节第一”。佩玉甘愿典当首饰，勉为其难地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维持门庭的排场。

　　1944年，洵美遭遇到他生命的转折。欧洲战局，希特勒败迹已露，日军却在这个时候发起强大攻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企图在占了大便宜的当口提出“中日议和”。在上海的宪兵队长冈村适三知道在重庆的政府部门邵洵美有朋友，通过熊剑东(他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将领，败于日军)来向洵美游说。洵美怎能做这等事，他耻于充当外公李鸿章曾扮过的角色，背上千秋万代的骂名，托病推辞。秋天，他们又派熊剑东来说项。洵美忧心忡忡，写了首诗《一个疑问》，佩玉在一旁暗暗记下，括弧里有“仿莎士比亚 sonnet(十四行诗)”句。末两句为：

　　我始终想不明白现在这一个时局，

　　究竟是我的开始还是我的结束。

　　这里的“结束”，不是指他的生命，是指他的名誉他的心。这是纠缠在他心头的难解之结。进退一步，关乎“生死”。年底，他毅然跨出了这一步：出走。

　　他偕长子祖丞与友但荃荪同行，由好友漫画家万籁鸣引路，越过日占区与国统区屯溪间的“三不管”通道，潜入淳安。未料在富阳地段共产党军队与日军正在交战，他们只得滞留在杭州。一等半年多。1945年5月才达淳安，想不到被人认出，因为他弟弟大汉奸邵式军的缘故，洵美受怀疑，一行三人遭软禁。幸亏万籁鸣趁乱躲过，急忙找人给张道藩报急，这才重获自由。

　　日本被迫投降，抗战八年的中国举国欢庆。1946年邵府又恢复了旧日的热闹景象，旧知新友登门畅谈。洵美出道早，年轻时结交的文友大多年长于他，如蔡元培、胡适之、徐志摩、曾孟朴、郁达夫等；活跃于文坛时来往的多同年，如施蛰存、沈从文、钱钟书、全增嘏，及张光宇兄弟、叶浅予等；现在，一批跟着他外甥喊他“娘舅”的外语后起之秀宋衍礼、许国璋等接踵来拜年，减少了他的年岁，增添了他的乐趣。逃难到各地的朋友们一批批回来了，到上海的先后来访，去外地的信函往来，唯独不见达夫！朋友们带回的是他的噩耗。洵美和他侄女郁风及苗子夫妇延续了与老友的情谊。这两位年轻的画家当年常出入时代图书公司的编辑部，达夫去福建当官不能助洵美编《论语》，但每当他回上海，必定会邀了这对画家夫妇一起上馆子一聚。这时他们也从四川回来，洵美高兴地为苗子在扇头上写了一幅字，那是从他的《一个人的谈话》里摘的。苗子为洵美画了幅漫画像。钱钟书和杨绛也回来了。杨绛想看书，夫妻俩常常到洵美家来借书。

　　他帮助朋友办《自由论坛报》，请了几位“外甥”帮着编，又请钱钟书指导。朋友想办刊物，洵美亲任主编，创办一份效仿美国Time的《见闻》时事周报。抗战胜利了，洵美却颇感失望。在《见闻》的《赶快写定我们的战史》里他有所表露：“胜利以还，百事不如人意，日寇投降那晚上的欢欣，再提不起心情来重温了。……八年的呐喊及期待，倒换得今日的彷徨。……我们的战史呢？吾非史家，吾作如是言，端在说明这次抗战的时代性，和它永恒的可宝贵性。……不知认识战争的，莫谈建设和平。……我国历朝史书的体制，在世界历史文献中，能完整无缺，蔚为奇观，真是我民族文化最可自傲的一件事。……近代史的重心是中外交涉史，倒是几位外国史家写定了他们的巨著，让我们好惭愧！……‘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有血有肉的人，写血与肉的史实，是用不着踌躇的。……有没有读者，全看你能不能客观，能不能把握着这个‘正’。”

　　战后洵美重新办出版，改名为时代书局。集资合股。书店编辑部就设在印刷厂楼上，林达祖经常到邵家，谈到深夜。他说，洵美在这个时期埋头创作的时间不多，与朋友娓娓清谈则终宵无倦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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