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阳光底下的信息透明
21世纪的中国公民应当比前人享受更多的知情权，包括平等享有公共信息的权利。
施昌学：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最先感受到的和赢得一致赞誉的一个巨变，是震灾信息发布的实时化与公开化。
我是从远在贵州采访的女儿电话中得知地震消息的，此时离地震发生刚刚过去不到40分钟。即刻上网，新华社关于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已赫然在目。很快，胡锦涛总书记就四川汶川大地震做出重要指示、温家宝总理正紧急赶赴地震灾区的消息接踵而至。转身打开电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已开始汶川大地震的滚动直播，中国地震局新闻发言人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更出人意料的是，航行途中的温家宝总理在飞机上向全国发表了紧急电视讲话。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应对特大自然灾害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首次在第一时间直接通过电视传媒公开讲话。透过这一打破常规的方式，全国民众对于汶川地震可能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已然有了心理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为举国体制下快速应对特大震灾，特别是抢救遇险生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以此为发端，一次惨烈空前的巨大震灾的真实场景，一场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特殊战役，通过传统的和现代的传媒介质，实时原生地、立体多维地、客观真实地展现给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
钱钢：信息公开化，让公民享有平等的知情权，这是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基本定义与规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国民的正当权利。我注意到，就在汶川地震发生前半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刚刚生效。
勿庸置疑，这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巨大进步，更是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所无可比拟的。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地震发生后，全国民众当日仅仅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获得两条新华社统一发布的信息：其一是《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其二是《中共中央致电亲切慰问受灾群众和部队指战员》。而从纸质媒体读到这两则文字消息，最快也是7月29日上午了。
对地震造成的毁灭性灾难，第一条电讯轻描淡写：“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中共中央的慰问电倒是承认：“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但是，损失到底多大？严重到什么程度？普通民众是无法从媒体公开的文字、图片和电视画面上获得直接具体精准的感观印象的。
此次汶川大地震，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央和灾区政府每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得权威的抗震救灾信息，甚至可以从网络上乃至官方媒体上看到普通民众手机、照相机、摄影机拍摄的地震瞬间的图相和震后的灾景；不仅可以读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记者发自灾区的真实报道，更可以从网络上看到数以万计的博客上传的有关震灾的各种信息和评论。
但是，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即使是专业新闻工作者，要深入灾区一线采访，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对于媒体的报道，不仅审查严格，而且口径统一。只允许报道军民“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而不允许报道国内外受众普遍关心的具体灾情。为了不干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斗争的“大方向”，每天发布有关抗震救灾消息的数量也受到严格限制。
在震区现场，如果有人拿一部照相机拍摄，立刻就会被公安干警抓起来，相机也会被没收。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许多珍贵的唐山大地震的历史照片，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摄的，而是科研工作者在日后去灾区考察拍摄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埋在废墟下被救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在创作《唐山大地震》的采访中，我花了很大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运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秘密拍摄的作者是谁，在当时那是犯法的。
至于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今次汶川大地震，我们每天都可以及时了解到不断更新的统计数据，在死亡人数刚刚接近2万的时候，有关权威部门便做出了遇难民众可能突破5万人的前瞻性预报。5月24日，温家宝总理陪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视察四川地震重灾区时再度表示，四川大地震的死亡人数，恐怕还要继续上修，大概会上升到8万人以上。而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伤亡人数被视为核心机密，在官方公开的新闻信息中，是绝对不会透露的。不仅仅是唐山大地震，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所有的自然灾害中的人员伤亡数字，官方从未正式公开过。典型的如三年自然大灾害、1954年长江大水灾、1966年邢台大地震、1970年通海大地震、1975年河南大水灾等等。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数字也不是政府主动披露的，而是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在参加一个全国性地震专业会议上获悉后，“千方百计”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对外发布的，并不是官方组织或政府官员授权或授意“要求他”或“允许他”报道的。即便如此，这条“爆炸性的新闻”，也是在唐山大地震发生3年多以后的1979年11月22日才得以问世。
施昌学：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32年的时空跨越，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阵痛，中国自然灾害信息公开化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建国之初，特别是10年“文革”时期，中国媒体在报道自然灾害时，要么装聋作哑，搞新闻封锁，要么隐去悲剧的一面，“丧事当成喜事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媒介逐渐公开了以往历次天灾人祸的真相。但对于在这之后新发生的特大灾害，总体上仍难突破“大灾大胜利，大灾大开英雄花”的思维定势与传统模式。尽管在渤海2号钻井平台沉没事件、哈尔滨亚麻厂特大爆炸事件等报道中，新闻媒体曾试图发起冲击，力求突破，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知难而退。
就我的记忆所及，中国媒体第一次冲破思维禁锢对自然灾难展开大规模实时跟踪立体深度报道，是1987年春末夏初发生的大兴安岭特大火灾报道。从报道一开始，就让受众感受到气象迥异，而随着救灾的进程，报道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立体。中国青年报记者于火灾后期采写推出的“三色报道”（长篇系列通讯《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至今仍令新闻业界同行津津乐道，奉为佳品。
98抗洪，是新中国历史上抵御自然灾害报道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军事记者，我跟随抗洪部队参与了全程报道。但理性反思，这次报道过于“正面化”和“平面化”，缺乏深度感和纵深感。因此，就新闻传播本身的标本价值而言，对推进中国媒介灾害报道的改革与发展，其历史作用与定位则难以超越大兴安岭大火灾报道。
进入新世纪，中国新闻传媒在推动信息公开化的征途中，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坚韧的探索。2003年初春的“非典”疫情，从广州传染到北京，继而在全国大面积爆发。突如其来的瘟疫，引起全社会的极大恐慌，但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关地方行政当局，置人民安危于不顾，仍然以高压手段封锁信息，世界舆论一片哗然。4月20日，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免除了刚刚就任不久的国家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的职务。此后，一场抗击“非典”的人民战争与一场抗击“非典”的新闻舆论战在中国大地同时打响。
“非典”，作为信息封锁导致严重社会灾难的一个典型恶例，将被永载史册。正是“非典”的惨痛教训，加速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化法制化的进程；正是有了唐山大地震和“非典”的前车之鉴，今天的汶川大地震，我们的信息才变得如此公开，如此及时，如此丰富，如此多元！
钱钢：中国多灾。中国多难。中国历史，亦灾难历史。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陆地国土，是自然界充满动荡、充满异象的舞台。自然灾害与社会进步，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我只想说，对于自然灾害，中国人民应该有同外族入侵的战争惨剧一样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居安思危的警觉。21世纪的中国公民应当比前人享受更多的知情权，包括平等享有公共信息的权利。我更企盼，汶川大地震所展现的中国信息舆论公开化、透明化的良好趋势，能够常态化、纵深化。我更企盼，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相比仍显滞后而屡受国际社会诟病与批评的中国舆论传媒管理体制、运作模式与发布机制，改革的胆子更大些，前行的步伐更快些。
少一些封锁与禁锢，多一些阳光与公开，透明些，再透明些！这既是中国传媒业界的共同企盼，更是亿万中国公民的共同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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