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初，四川宝兴大熊猫保护区，一头大熊猫惨遭猎杀并被剥皮。9月，该案犯罪嫌疑人李启均在与“买家”接头时被抓获，初审被判刑10年6个月。无独有偶，早在同年2月，年届六旬的雅安农妇孙仕群也因携带大熊猫皮被公安机关人赃俱获，获刑10年。
这是两起通过诱惑侦查方式破获的典型犯罪案件。诱惑侦查可分为“犯意诱发性诱惑”和“机会呈现性诱惑”两种方式。所谓“犯意诱发性诱惑”是指通过有意发出某种犯罪信息，或者有意展现某种犯罪方法，或者发出有利可图的信息，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所谓“机会呈现性诱惑”是指诱惑者为已有犯意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机会。
上述熊猫案中所采用的诱惑侦查似乎更接近前者，因为无任何证据显示涉案村民早有犯意，可以说，线人行为是一种诱发犯意的行为。同时综观执法过程，公安机关将抓获的被告人移送检方，检方向法院起诉，最终法院经过审判将犯罪人定罪判刑，视此种公权力诱惑公民个人的行为是正常执法与适用法律的行为。然而，细究起来却缺乏一种必要的审视：警方甚至全体司法机构行为的合法性依据何在？其行为所传达的意义是什么？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的实质要件？
笔者所虑者在于，如果这种“犯意诱发性”侦查方式是基层公安在办理这类案件的基本手段，那兹事体大。要追问的核心正在于此：保护大熊猫的目的正确性构成牺牲村民清白和自由的正当性；为了杀一儆百，可以牺牲个别的贪心村民。
如此高歌猛进的生态中心主义观念值得反思。一只野生大熊猫真的能够成为一个人失去清白和10年自由的理由吗？生态中心主义的回答是肯定的。生态中心的观念直接冲击着法律堡垒的基石———以人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法律规范的地基遭遇重创，这样一来，在法律的领域里，似乎人不再是唯一主体，人命也不再关天，不再惟此为大！
事实果真如此吗？激进的环保人士可以说，生命是平等的，动物和我们是一样的生命，有着同样的权利。但是，如果真的要在一个活生生人的生命和一头动物(哪怕是最为珍稀濒危的动物)的生命发生冲突时作出选择的话，相信有心的人都知道正确的答案。
从动刑的理念上，笔者力主以人为本。曾经落后贫穷的中国，现在为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有时不顾代价、铤而走险，甚至饮鸩止渴。生存原本是人类最为基本的要求，我们不能苛求为生存而发展的人们。具体而微地看，环境污染也好资源破坏也罢，个案中都不乏利令智昏者的贪婪，但就整个社会宏观而言，对于非发达或者说正在走向发达的中国，所有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受制于整个社会集体意识中出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追求财富的动机。比如村民与熊猫，贫穷与犯罪，年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与50万元。这是多么让人煎熬的左右为难啊！笔者无意主张村民可以猎杀熊猫来生存，村民可能是短视的，但是为政者执法者不能用3000元与50万元这样的对比去为难可怜的村民，即使是出于维护生态保护资源的动机。
抛开理念上的纠缠，关注具体司法运作机制，该案也同样值得关注。案件中有三个问题必须明确，首先，在此类案件中运用诱惑侦查是否有悖法的价值追求及其目的性；其次，即使是合理合法地使用也应当合乎正当程序；最后，在控罪时是否排除了非法证据，并给予了被告人充分的抗辩。
任何手段的使用都面临着价值判断。“自由民主社会很难证明诱惑犯罪的行为是正确的，除非是在诸如暴乱分子的活动使秘密运作成为必要等紧急情况之下。”作为一种破案方式的“诱惑侦查”可以在哪些情形下使用呢？我国法律并无明文规定，既无禁止亦无授权，司法实践中却一直作为有效的侦查手段在使用，一般是针对贩卖走私毒品、走私贩卖枪支等案件。
“机会呈现性诱惑”在许多疑难案件的破获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基本被各国的司法实践所承认或者默许。然而，“犯意诱发性诱惑侦查”就受到诸多质疑。美国刑事司法中，将诱惑侦查中的“犯意诱发性诱惑”称为“警察圈套”或者“侦查陷阱”，不认为其属于合法的“诱惑侦查”范围。因该行为不啻为“引诱”原本清白的人进行犯罪活动，不能根本合乎法的目的性和价值追求，所以有违反宪法修正案第四条之嫌，警方若使用此方法很可能构成非法。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得的证据，往往在刑事诉讼中被视为非法证据，遭到合理怀疑并被法官排除。对此，控方有法定义务证明，犯罪行为人在侦查人员首次接近前就已经具有了犯罪意向。否则，该侦查行为就构成警察陷阱，而成为被告人无罪的抗辩理由。
美国通过几个判例确定了诱惑侦查在程序上的合法性判断标准。其一，警察是否制造了本来不会发生的犯罪行为，还是单纯介入正在实施的犯罪活动；其二，警察是否从事了极其憎恶的犯罪或不当行为；其三，被告不愿实施犯罪行为的意志是因人类感情如同情或昔日友谊而被战胜还是因极大好处的诱惑而被战胜，或是因连续性的请求而被战胜；其四，诱惑侦查是单纯获取有罪判决的愿望，还是为了阻止犯罪的进一步发生或保护大众免受伤害。
借以观熊猫案，可以说在第一和第四个标准方面都存在着极其明显的瑕疵。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两个犯罪嫌疑人在线人诱惑之前有猎杀大熊猫的意向，甚至可以说，就目前的证据来看，没有线人高价收购熊猫皮的叫买行为，行为人根本不会意识到杀熊猫剥皮可以赚大钱。其次，50万元的高价，相对于年平均收入不足3000元的贫穷村民，简直就是构成巨大诱惑的天价，以普通人的能力来判断是难以抵御的诱惑。
立法者或者政府用现实手段来推进环保意识和措施，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自然界本身，而根本上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关注当下人们的生存需要，应该成为法律以及执法者要恪守的最终底线。如此坦白，并非表明人类可以对环境与资源的破坏无动于衷，面对生态中心主义一浪高过一浪的涌来，人类应该反思。笔者以为，人本主义的传统法律观念足以生长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足够规范，不过应当在此基点上采取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来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过分攫取和掠夺，平衡现有的利益冲突。弱人类中心主义是脚下的钢丝绳，它应该是立法者执法者战战兢兢的底线。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可以成为宗教理想，如果真的将它作为现行法律的指导思想，可能将导致现行法律成为无本之木，失去它赖以实现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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