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一号打捞被指超女化(组图)

　　它引领了水下考古事业

　　“南海一号”打捞工程因此被称为“史上最昂贵的水下打捞”，打捞“南海一号”也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水下考古。

　　“‘南海一号’确实承载了太多的谜团，它的出水，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对于研究我国南宋时期的航海史、造船史、贸易史、陶瓷史都有积极的标本意义。”复旦大学历史与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如此评价，“此前，还从未有过这样系统化、计划性地挖掘海底文物。”

　　在“南海一号”前，国内虽然也有过古沉船打捞出水，比较知名的是泉州挖掘出的一艘南宋沉船，依此建立了泉州海洋交通博物馆，“但那些都不过是在海边甚至陆地。”葛剑雄将“南海一号”称为“它意味着一种开始！”

　　承担“南海一号”打捞任务的广州打捞局在海底能见度几乎为零、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的情况下，首创了世界上整体打捞海底沉船的先例，仅为“南海一号”度身定制的“华天龙”就耗资6亿元，最大起重力达4000吨，是目前亚洲最大的起重工程船。

　　历史以及技术与资金方面的这些纪录注定了“南海一号”的出水将引来世界的关注，当然，还有媒体的追逐。

　　“它意味着一种开始！”葛剑雄的这句话，已故的前国家博物馆馆长俞伟超也说过，正是这位中国考古界的标志性人物给“南海一号”命名，“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

　　考古的收获往往都是在意外中发现，从1987年的夏天，“南海一号”被发现，“20年来，它引领着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广东省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崔勇说。

　　迈克·哈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刺激了中国水下考古队伍的建设，这个富有“海盗式传奇色彩”的红脸英国人，自1983年开始以一个职业化的“猎宝者”的方式在海洋中捞取中国古沉船。

　　1986年4月，哈彻委托嘉士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他打捞上来的中国文物，23.9万件！一次拍卖会上出现如此之多的中国文物，这样的盛况在欧洲收藏史上前所未有。

　　国际著名古陶瓷学家三上次男曾说，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是写在中国陶瓷上的，当时的中国茶叶喝了、丝绸烂了，抹去尘埃，昔日的中国陶瓷依然熠熠生辉。

　　这次拍卖惊动了中方，由于当时没有任何一条能够制止此事的法律依据，国家文物局只好派两位陶瓷专家携带3万美元，想买一部分文物回来。尽管拍卖方给了中方一个号牌，但整整3天，中国人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每件瓷器的起拍价都在估价的10倍以上，3万美元形同废纸，眼睁睁看着20多万件文物被人拍走。

　　这次拍卖，哈彻赚了3000多万美元。崔勇说，这个耻辱刺痛了中国的考古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水下考古，回国后，专家们就写了一份内参要求组建自己的水下考古队伍。”

　　哈彻，只是当时狂热的国际“猎宝者”中的一个代表，1987年，英国海洋探测公司与当时的广州救捞局合作在阳江海域打捞一艘东印度公司沉船。东印度公司的沉船没有找到，却意外发现了另一艘古沉船，这就是后来的“南海一号”。

　　它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海洋捞宝与海洋考古完全就是两个本质不同的行为，为节约成本，英国人放下一个1吨多重的大抓斗，这一抓下去，抓上来的就是247件瓷器、铜器、锡器、镀金器、铁器等文物，遗憾的是，在抓斗巨大的抓力下，瓷器粉身碎骨。

　　中国的水下考古由此开始，“中方立即制止了英国人的进一步行动，从此，我一直跟随英国人的打捞船，直至合同结束。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他们放抓斗，1987年的那一抓，对‘南海一号’破坏其实已经很严重了。”崔勇记忆犹新。

　　“南海一号”得以幸存，尴尬的是，由于没有自己的水下考古队伍，“南海一号”在水下23米处，上面还有1米到1.5米的淤泥覆盖，在当时的条件下，中方完全没有力量发掘。

　　1987年，中国文物局成立了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和国家博物馆的水下考古研究室，并派员到美国和荷兰学习水下考古技术。

　　还是这个哈彻，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又给中国人上了一课，他捞起了一艘有中国“泰坦尼克号”之称的“泰兴号”沉船。“泰兴号”从厦门开往爪哇岛，当时船上有2000多名乘客，还有100万件的德化窑青花瓷器。在行驶至中沙群岛时触礁沉没，幸存者不到200人。

　　哈彻在发现这条船时描述，在下面可以看见很多人的残骸，瓷器堆积如山。他从“泰兴号”中捞起来100多万件德化青花瓷，为谋求更高价值，命令手下将其中60多万件品色较差的砸碎，剩下30多万件精品拿到德国拍卖，拍卖9天，4000万美元哈彻尽收囊中。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崔勇至今谈起此事，话语依旧充满无奈与悲愤。

　　从1987年发现“南海一号”到2007年“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整整20年，中国培养了60多名水下考古人员。这期间，中国的水下考古队做了大量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次是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福建碗礁一号以及华光礁沉船。

　　“南海一号”指引并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也承载了中国水下考古人员的宿愿。当2007年12月21日，装载“南海一号”的沉箱出水，当12月28日，第一缕阳光投射在停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前的沉箱上时，打捞人员与考古人员都在兴奋地合影留念。

　　这个意义上说，“南海一号”出水意味着一种宣示，20年后，它又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中国的水下考古与水下打捞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崔勇说。

　　在地方利益面前，保护文物的这道底线一定要守住！

　　整理／杨江(记者)

　　这几年，地方政府比考古专家还热衷于考古，驱动力就是“文物搭台、经济唱戏”。我们一次次看到这种对文物掠夺性的开发，把考古当作秀，这带坏了学术风气，甚至强奸了学者的意志，今天，没有几个真正的学者敢参加这种活动，都怕了。

　　考古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很多信息是没有办法当场判断的，如果心态急躁，会招致怎样的后果？有些地方到头来发现得不偿失，花了钱，很懊悔。

　　媒体对于考古的报道也应该严谨，起码要对问题有一点研究，或者等考古报告出来再说，不要信口开河。但现在，比如“南海一号”的报道就成了一场盛大的嘉年华，一场狂欢。

　　媒体的不冷静会将一个严肃的考古话题引向娱乐的歧途。很多次考古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光环之下，考古是很难以冷静进行的。

　　但现在考古专家的声音是不受媒体重视的，媒体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都是说些过高期望值的话。当然，本来搞严谨学术的也只是小部分人，媒体、公众可能并不感兴趣，所以严谨的声音会被淹没。

　　考古与地方经济发展的愿望并不矛盾，问题是官员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现在很多官员凭借手上权力，不许专家反对，最后又怎样了呢？你对考古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是不是高估了，旅游品牌不是靠一个“南海一号”就可以的，它只是一个契机、一个符号，关键还是看当地怎样建设。我倒是要看看阳江是否真的就成为了旅游胜地？现在这样炒作，我看你将来能收回多少投资！我们最后来算一下经济账如何？我不讲文化，我就讲“文物搭台”的这个搭台，很多地方最后发现就是地方政府在支撑着，成为地方财政的负担。

　　对于缺少资源的省市，搞旅游经济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要理性，旅游的目的是精神和物质的享受，不是单靠一两件文物就能做到的。文化和旅游是两个概念，文化发达不是仅仅取决于历史，也不是有文化的地方，旅游经济就一定会好。

　　现在，片面认为拥有多少古迹才是拥有文化，这是一个误区。为了带动当地旅游，陕西一直有人嚷着要开武则天的墓地，也有人提议挖掘始皇陵。十三陵中定陵的教训已经够惨痛了，在地方利益面前，保护文物的这道底线一定要守住！

　　我们国家的古墓都是被动性挖掘的，原则上没有特殊情况或者重大课题，是不允许主动挖掘的，理论上，让文物安静地呆在底下是最安全的。

　　但地方上有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一般他们都会举行考古听证会，问题是，现在听证会很多时候不过是一个过场，有些专家饭一吃、红包一拿，立场就变了，甚至主动迎合地方。

　　考古就是用实物恢复历史，但现在民众将文物和财富画上等号，考古对大多数人而言就是挖宝，就拿“南海一号”来说，很多人是来看热闹的，你说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懂文物的，很多人就是看个卖点，关心的就是船上有多少宝贝，有没有人骨。

　　民众热衷考古的这个误区，原因在于，第一，媒体引导，高估了某些考古发掘的价值；第二，商品经济推动下，很多人把考古与发财致富联系一起。经常有人问我，这个古董值多少钱，这些都与媒体片面宣传有关，媒体总是习惯片面夸大文物的价值或者以金钱衡量文物。

　　从地方政府到媒体，再到民众，这种浮躁和浅薄，最终会影响到考古人员，以致稍有发现就想改写历史，动不动就想有惊人发现，宣称价值连城。切记，科学精神在考古中始终是第一位的，看客的心态或者培养看客的心态都应该收敛或节制，毕竟这是考古而非表演。

　　现在又有人提出中国水下考古“大跃进”，我看，“南海一号”积累经验了，再动别的也不迟。别指望“黄海一号”、“东海一号”一个个横空出世。考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想来一个大跃进，结果就会像当初“大跃进”一样惨。

　　(据录音整理)

　　考古会带来巨大的旅游商机，但若以此为目的，就本末倒置了。

　　撰稿／李泽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