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法治指数，可计算的正义？

　　71.6分意味着什么

　　6月14日下午，余杭天都国际度假酒店的一间会议室，天色将晚，评审会还没有结束。

　　评定程序是否合理？数字计算有没有问题？各部分的权重是否合适？

　　几组得分中，群众组最高，外部组最低，四组打分是否都需要加权处理？最后确定，四组打分都要加权处理，群众所占权重35%、内部组17.5%、外部组17.5%、专家组30%。

　　打分进入最后阶段。屏幕上显示计算过程：群众满意度得分×0.35+内部组得分×0.175+外部组得分×0.175+专家组得分×0.3=71.6分。

　　71.6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产生了。

　　这个分数会不会太高了？香港法治指数是75分，余杭法治指数与之如此接近，会不会让人比较？有专家这样担心。

　　“不能修改”。专家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任何修正都会影响公信力。

　　最后，主持人钱弘道按照程序，征求专家的意见：余杭的法治指数是71.6，这个指数能否通过？江平教授点了点头，其他的人也点头。

　　6月15日，这个数字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的屏幕上，“2007年度余杭法治指数(满意度)71.6”。

　　这个数字是否可信？和香港相比怎么样？港杭指数的对比，不可避免成为记者们关注的话题。课题组成员林来梵在发布会上如是解释：我们的评估体系、公式模型和香港相比有很大区别，对法治的理解与期待，有所差异。即使我们评出75分，也不能说是与香港一样。余杭71.6分应属于良-，香港的及格分是50分，75分也应该是良。

　　课题告一段落，钱弘道还在酝酿他的法治四个阶段：60-70分，为及格基础阶段；70-80分，为较良阶段，80-90分，为良好阶段；90-100分，为优秀阶段。他认为，71.6分，表明余杭刚越过了及格阶段，在法治建设方面，还需进一步夯实。

　　这里比杭州其他区要好

　　在2007年由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推出的中国最安全城市排行榜上，杭州名列第五。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贤德，曾在余杭办案，他认为余杭的法治情况的确比杭州其他几个区要好。

　　吴并不愿直接评价法治指数，但他特别提到去年的“油耗子”案，在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时，因当事人作案时未满18岁，公诉人、法官对其进行了引导，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最后，同案犯判了7年，他判了3年。

　　吴甚至承认在余杭办案时，公安机关一般都能配合，唯一让吴颇觉遗憾的是，新律师法实行后，在余杭乃至杭州，律师要见当事人，只凭律师法规定的“三证”还不行，还要申请，由公安局审批，见面时有人监督。

　　而在法治指数出台数日之后，记者在余杭采访，发现市民大多认可“法治余杭”的说法，对法治指数并不熟悉。

　　临平镇工农村村民马大利(化名)曾填写过群众问卷，但他同样不了解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已经出台了一个叫“法治指数”的东西。记者以同样格式的问卷，让他测试一次：

　　您对法院公平解决纠纷的信任度有多少？好、较好、一般、差四个备选答案里，马大利选择了“一般”。在对被征地者和房屋拆迁户，政府应当进行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据您所知本地区的工作做得如何？马称界于“较好”与“一般”之间，因为“现在政府在拆迁程序上比较规范，争论主要集中在补偿金额上。”

　　发生涉法、涉诉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时，司法机关应该及时处置，您觉得本地区做得怎么样？马大利没有选择答案，他说群体性事件很少有。

　　尽管如此，余杭区司法局宣教科科长陈建六还是很满足媒体的关注程度，他笑称“指数推出后仅4天，就有包括新华社在内70余家媒体报道和转载”，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发表《法治量化评估的创新实践——余杭法治报告》，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到余杭进行调研，希望余杭做全国法治实践的试验田。最新的消息是，余杭法治评估体系已入围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

　　只有向前看，没有回头路

　　在6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现任余杭区委书记朱金坤把余杭法治指数比作一次体检。他说：我们搞这个指数，不是脸上贴金，是自己花钱，买紧箍咒来戴。

　　在新闻发布会后，这种“紧箍咒”似乎已开始发挥作用。当天上午新闻发布会一结束，下午余杭区法建办就开会，整理材料。次日，余杭司法部门开始部署，分类梳理评审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下周五，法治余杭8个专项工作组会议将召开，对问题分解落实……

　　据悉，余杭区委感到压力很大，下一步是能不能按照体系走，怎样把薄弱环节找出来，怎样改进。

　　“只有向前看，没有回头路。”马其镖说，这位法治余杭概念的最初操盘者，现在是区司法局调研员。他感叹，指数公布后日子并不好过，一是老百姓肯定关心落实情况；二是新闻界持续关注；三是外地兄弟单位络绎不断来考察，电话更是络绎不绝……

　　根据余杭区委文件规定，余杭区量化考核评估体系，初定期限为5年，其间每年进行考评。有说法称余杭法治指数是形象工程、法治大跃进，一个疑问是，这剩下的4年里，法治指数，是上升还是下降？现任司法局长毛新利看上去很乐观，他笑称“余杭有信心在现有的法治基础上，有所发展。”

　　钱弘道对此抱有希望，“大家的眼睛都盯着政府，一旦政府出现腐败，指数肯定要下降，指数就是晴雨表。”

　　课题组成员，现为浙江工商大学校长的胡建淼很希望各地政府都能出台指数，这样“政府之间互相竞争，对中国的法治提高是有好处的。”。他的课题组同事林来梵同样期待着推广这套评估体系，他说：如果其他地方有需要，我们可以无偿去做。

　　并不成功的香港试水 记者：华璐 香港报道

　　“我自己觉得，余杭71.6，有点高。”

　　戴耀庭，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多年来从事法治环境研究。此次，也被杭州市余杭区列为顾问专家。而其所主导的2005年香港法治指数调查，正是余杭法治指数的参照系。

　　6月25日晚上，在香港，“风神”给这个城市带来百年不遇的强降水和八号风球。在新界一个咖啡店里，刚完成维也纳法治指数大会发言稿的戴耀庭，即使身边走过一大群看完电影吱咋叫唤着的孩子，也没能打断他关于法治指数的清晰表述。

　　在采访过程中，44岁戴耀庭向记者强调最多的是，香港、余杭两地法治指数调查所用的方法和指标不同，不能进行简单比较，但他同时表示，法治指数在内地由政府主导，要排除人为因素，难度更大。

　　法治指数，这个可计算的正义，并不是香港首创。

　　“用法治这个概念来衡量社会发展，是比较新的事物。因为究竟什么叫法治，法治应涵盖什么范围，法治程度是否可以被量化，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理解。无论是香港还是余杭，两地都是对法治指数的一个探索，都有值得后来者借鉴和反思的地方。”戴耀庭说。

　　本周，他将带着参与两次法治指数调查的经验，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论坛。该论坛由美国律师协会(ABA)发起，来自全球不同行业的500至700名领导人或专家将出席论坛，目的是厘清法治的观念，并提出跨区域适用的“法治指数”。该指数敲定后，将在十个国家试运行，中国不在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