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之殇：震后羌族文化复苏在艰难继续

　　迁徙

　　离开，成为唯一的选择。

　　悲怆的迁徙开始了。5月16日清晨6点，母广芬一家跟随石龙村一组200多号羌族族人，一起往山外走。

　　出发前，母广芬到2里之外的一处山涧，接了点山泉，又从山上农户家借了个锅，将水烧开，灌在两个捡来的矿泉水瓶中；别人给她的30个煮鸡蛋，她也背上。从家里抢救出来的羌衣，她塞进一个蛇皮袋里，和儿子轮流背着，丈夫抱着女儿。

　　一家人上路了。震前通往北川县城的路位于大山底下，此刻已被洪水吞噬，他们必须在密林中探出一条新路。

　　有些路段窄到仅能搁下一只脚，泥水四溅，“一步一步，纳着纳着走；走不动的人，咬牙都要走，大家只想着逃命”；山体滑坡厉害之处，不断有塌方发生，“山垮得哗哗响”，一位乡亲负责盯着顶上是否有山石滚落，其余人一个接一个，跟兔子一样，梭过去。这是一支长长的队伍，怕被砸，所有人都不敢靠得太近。

　　走到草山沟，母广芬抬头，高山直拔入云，“往山上看，帽子能掉到地上”。他们从一个山脊下来，又转入另一个山脊，似壁虎，贴着岩壁爬行。脚底是万丈深渊，余震不断，地在吼，山在晃，石头轰隆隆地滚落，稍有不慎，即会殒命，“胆子小的人是眯着眼睛，被牵过去的”。

　　所有的行李都成为前行负累，人们开始气喘吁吁，边走边扔东西，一些人把外套都甩了，“好多人走路都没法了，没法拿东西，就跑个光人出来”，羌衣不过几斤重，母广芬的步子越来越沉。

　　路上开始可以捡到一些吃的了，这些东西，前面的人们是带不走了。母广芬捡到一袋奶粉、6个面包。他们遇到一个外地滞留游客，女子拄一根棍棍，脚底磨出血泡，一瘸一拐，她告诉母广芬，已走了3天，她身穿的裤子是路上捡的，原来那条磨烂了。母广芬给了女子一瓶水、3个鸡蛋。

　　水其实是最珍贵的。他们只剩一瓶了，去找小山涧，那里有小股泉水淌下，还算清澈，用手捧着喝，“很多大沟里的水是浑的，乡亲们说，那喝不得，有毒！”

　　走到曹家沟，他们碰见进山到村里搜救未撤离群众的解放军，汗流浃背的解放军抢着帮母广芬背女儿胡兴梅，她如何也不肯，“要不得，你们太辛苦了！”推托不过，解放军给了胡兴梅一瓶矿泉水、一个面包。解放军开始喊话，让群众减重前行。“兵哥劝我说，把衣服甩了吧，下面有的是衣服。我就是舍不得甩，一直背着”，现在扔了，太可惜了，母广芬想。

　　翻越5座大山，当晚8点，他们走到了北川县擂鼓镇，黑压压的人群，在路口齐聚，等候前往绵阳市的车辆。2个多小时后，他们被送至永新中学安置点，凌晨2点，他们尚未分到铺盖。需要铺盖的人太多了。胡敏父子在一堆尚未来得及分发的赈灾衣服上和衣而眠；母广芬的脚肿了，她带着女儿，跟母亲挤着躺在一块木板上，她摸了摸那个蛇皮袋，一路艰辛，背出来的羌衣还在，她稍微放了点心。

　　6月1日，在他们栖身的这个由彩条编织布搭建的灾民安置点，人们都睡在砖头上架着的木板上。母广芬从蛇皮袋中翻出羌衣，给女儿胡兴梅换上，小女孩登时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胡兴梅和小伙伴唐佳、刘露露边唱儿歌边跳舞，“母鸡母鸡叫咯咯，鸡蛋已生落”，雀跃得很。孩子们的笑脸，弥足珍贵。大人们开始给孩子们鼓掌。3个孩子兴奋得小脸红扑扑。

　　“只要一家人都平安了，我们还可以重新来”，仍在等待安置决定的母广芬说，即使居无定所，她仍热情邀请记者到帐篷中做客。6月初，儿子胡飞去了绵阳市区一家火锅店打工，那里会给他一个月500多元；半个多月后，丈夫胡敏去了永新镇上帮忙装卸救灾物资，9个人卸一车，一共120元。

　　故土难舍，羌寨难离，却回不去了。母广芬听说，她们村有可能被整村安置到烟台，也可能到内蒙古……这都没关系，活着，就有希望，就得好好活下去，“国家安排我们在哪里，就是哪里”，她坚定地说，自己会带上羌衣，一起走的。这是跟羌寨仅存的连接，不思量，自难忘。-

　　北川是中国唯一一个羌族自治县，传承羌族文化传统也是新县城重建考虑的重点。

　　撰稿·贺莉丹(特派记者) 　李泽旭(特派记者)

　　北川迁址

　　北川的重建在地震不久后就开始了，5月19日，北川县灾后重建工作随着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为主体的绵阳抗震救灾规划专家组的到来进入实质阶段。

　　北川县原县委书记宋明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北川新址首先考虑的就是安全性，地质构造必须是稳定的。第二是发展空间，安全和具有发展空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同时，宋明着重强调，北川是中国唯一一个羌族自治县，传承羌族文化传统也是新县城重建考虑的重点。这次重建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不仅是恢复建设的机会，也给我们了一个恢复羌族文化的机会，我们在设计我们的建筑规划我们的建设方案的时候，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契机。

　　经过20多天的实地考察和论证，国家抗震救灾规划专家组专家在考察北川的擂鼓镇，安县的永安镇、安昌镇、桑枣镇以及板凳桥5个地方后，把板凳桥列在第一位。目前专家组已将北川新址的初步方案上报国家相关部门，按照国家的规划，将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北川县城恢复重建的目标。

　　考虑到安全与城市发展空间同时，作为占有全国羌族总人口1/3的北川县，新县城的重建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板凳桥具有羌族人可以接受的羌族元素么？！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研究室高级城市规划师孙彤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板凳桥一带从历史上就是羌族活动和聚居的地区，在这样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重建北川县城更有利于羌族文化的传承。目前，专家组在完成灾区重建规划同时，还调研了多个具有浓郁羌族文化特色的山寨，收集整理羌族建筑的元素，为北川新县城和谐融入羌文化元素，延续和强化羌族文脉进行基础准备工作。

　　因为羌族是一个山地民族，羌族既喜欢山又喜欢水，他们和山水有非常深厚的渊源，所以既要研究山体，又要构筑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的一个水系。

　　迁移与融合

　　6月29日一早，为数不多的中国羌族文化历史研究者之一，北川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北川县志的主要撰稿人赵兴武组织40多人的青片乡羌寨民间艺术团赶往北川的青片乡，因为地震造成的道路阻断，他们要乘车绕道六七百公里历经十余个小时才能到达。青片乡是北川县羌族文化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一个地方，这里的人许多都还保留着羌族的生活习惯，许多人还会讲羌语。

　　“这40多人是地震前就已经培养起来的，震后紧急把他们组织起来。”赵兴武说，“如果不把这些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羌寨民间艺术团稳固住，灾后他们就会散落到全国各地去打工，再想组织就困难了。他们对羌文化的传承有很重要的作用。现在许多羌人不仅不会说羌语，生活习惯也已经逐渐远离羌族，甚至不知道羌族的主要历史与传说。”

　　农历十月初一是羌族的新年——羌历年。羌族原始宗教的上坛经典《木姐珠》上说，天神木比塔的幺女儿木姐珠执意下凡与羌族强年斗安珠结婚。临行时，父母给了树种、粮种和牲畜作为陪奁。木姐珠来到凡间后，很快繁衍了人类，所带的树种很快长成了森林，粮种给人间带来了五谷丰登。她怀念父母恩惠，把丰收的硕果、粮食、牲畜摆在原野，向天祝祈。这一天，正好是羌历年十月初一。以后，羌族人民就把这一天作为自己的节日。

　　这一天，羌族各寨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男女老少都要穿上羌族节日盛装，带上祭品、咂酒和食品，聚集到设置在野外的庆祝场地。宰杀山羊祭祀天神，焚烧用纸做成的猛兽模型，以此感谢上天，驱除邪恶。接着，在草坪上围成一个圆圈，载歌载舞，跳喜庆沙朗。

　　在北川县科技局工作的董正玲清晰地记得这个许多北川羌族人已说不上来的羌历年传说。因为姑婆是解放前阿坝州里最后一个羌族头人安登邦的妻子，拥有“皇族”血脉的董正玲对羌族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羌绣、羌歌、羌族历史故事和风俗习惯已融入她的血液。但是，董正玲也很遗憾地说，因为北川许多地方羌族汉化严重，许多人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了羌族的元素，成为地道的汉人。甚至作为正统的羌族人，董正玲也仅仅会几句羌语。

　　35岁的杨邦明全家都是羌族人，但是都不会说一句羌语，生活习惯也与汉人无法区别。家中虽然有许多羌族服装、羌族银饰、介绍羌族的书籍，但这仅仅是妻子的收藏。

　　北川震后无奈迁移，大量的羌人将带着痛苦离开这个生活了多年的地方。

　　“这不是羌人的第一次迁徙。”赵兴武说，“北川作为古羌人的聚集地，它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就是伴随着天灾与人祸的不断迁移与融合。”

　　从漩坪乡白泥沟上行几十里，就是白泥乡鲜艳村。鲜艳村半山腰有很多古墓，墓室都用石条或石板镶成，与现代北川的墓葬不同，因此被当地人称为“蛮坟”。其中一座规模宏大，被称为“蛮王坟”或“羌王坟”。

　　这些墓葬来历已鲜为人知，经考证这些石棺墓就是北川羌人祖先的墓穴。据羌族叙事长诗《羌戈大战》记载，岷江和涪江上游地区的早期居民叫戈基人，他们是古羌人的一支。大约两千多年前，生活在西北大草原上的羌人因避天灾和战祸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也来到岷江和涪江上游地区。与戈基人发生冲突，爆发羌戈大战，戈基人战败。

　　戈基人生产水平高，很早就懂得农耕，善于治水，西北羌人初到岷江上游时还以游牧为生。他们向戈基人学习农耕技术，很快也进入农业生产阶段。西北羌人与戈基人经过战争与融合逐渐形成今天的北川及阿坝州羌族的先民。

　　羌族聚居区峡谷纵深、山脉重重，地势陡峭。而作为羌族人重要聚居形式的羌寨则大多建在陡峭的高半山一带，从山下仰望，高耸的羌碉与依山而建的石楼石房连成一片，形成独特的山寨景观。羌族因而被称为“云朵中的民族”。

　　“之所以将羌寨建立在地势险要的溪流峡谷或半山之上，很大程度上是积淀在这个古老民族中的创伤记忆使然。”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羌族史研究权威学者李绍明教授说。

　　曾进入羌区考察的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明珂多次调查后发现，“山沟中的传统羌族村寨，大多不在溪河边的冲积台地上，而是在险峻的半山或高山顶上。这是因为一方面过去这儿资源竞争激烈，抢夺严重，暴力不断，羌人们不敢住在难防御的低处；另一方面又是怕低地易受溪河涨水之害。”

　　在数千年的生存经验中，天灾和战争给了这个民族太多的创伤记忆。

　　“出于国土和民族统一的需要，从唐代到清代的统治者都没有忘记对羌族的统治和同化。”赵兴武说，“清代的羌人被贬称为‘蛮子’，并且不允许参加科举。因此，为了生存和发展，许多羌人无奈改变了自己的民族身份，称自己为汉人。这是北川羌人汉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原因。”

　　北川县都坝乡皇帝庙村西面有个山口，名叫箭和垭。传说三国的时候，蜀汉丞相诸葛亮为了成都平原的安宁，在这里和羌人商议，让他们让出一箭之地。达成协议后，诸葛亮却预先派人把剑放置在遥远的松潘草地中，羌人信守诺言，顺着孔明射箭的地方找到了箭头，就向西北方向迁徙，让出了自己的家园。汉人随即来北川，北川境域从此由羌人聚居区变成了汉人聚居区。

　　赵兴武说，这一传说和历史事实相距甚远，诸葛亮去世后一千多年的明代，官军在箭和垭修建了一座烽火台，取名绝番墩，在箭和垭以东几百米以外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城堡，取名伏羌堡。单是这些军事设施的名称，也反映出这里直到明代还是羌人聚居区。过去的北川人乐意相信并传播箭和垭的传说，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传说把北川变成了汉族聚居区，在少数民族遭受歧视压迫的旧社会，把自己说成汉人无疑更利于生存。

　　“有人说这次地震给北川县的羌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我对此并不赞同。”赵兴武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地震给北川许多具有羌族特色的建筑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也造成了2万多羌族人口的死亡，但是大量的羌族群众还在，他们是羌族文化传承的直接载体。北川在历史发展中成为羌汉杂糅区域，虽然经过千百年的迁徙、融合、同化，这里的羌族汉化现象非常严重。但是，羌语、羌绣、羌歌等羌文化的代表元素还存在于羌族人群中。因此，羌族文化的传承仅靠在新的居住地加上羌族元素是无法完成的。保存与传承羌文化，羌文化元素在羌人血液中的保持与强化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