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文能言善辩，干练机敏。
1995年，江西“老表”黄晓文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工作。1998年，海淀检察院在全国率先试点主诉检察官制度时，他成为第一批主诉检察官。2000年，他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全国首届十佳公诉人”。如今，这位35岁的年轻人，是海淀区检察院的政治部主任。
从1998年算起，中国的主诉检察官制度走过了10年的风雨历程，黄晓文是这个变革的亲历者。
10年来，这项变革究竟给中国检察制度和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又究竟给那些身处其中的人的心灵，带来什么样的触动？黄晓文的回忆和判断，或许能为我们梳理出问号背后的脉络。
冲破集体负责的旧框框 记者：主诉检察官制度是当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的重要制度变革。作为此项制度最早试点单位之一的海淀检察院，实施此项制度的背景是什么？
黄晓文：主诉检察官制度的诞生与1997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密切相关。修改后的刑诉法增加了有关庭审对抗的规则，在新的法律框架下，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得到了加强，正义以更为公开透明的方式得以实现。主诉制的诞生顺应了法治文明的发展。
原有的案件审理机制以集体决策、多级审核为基本模式，带有相对强烈的行政色彩。承办人、主管处长、主管检察长三层把关，少数疑难案件还需经检委会审核。
这样的机制充分体现了谨慎、严格的工作态度，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弱点日益显现出来。一是诉讼效率不适应刑事案件增长的现实。层层审批制度实际上沿袭了行政管理方式，容易导致办案效率迟缓，职责分工不清的现象：看上去人人负责，实际无人负责，违背了诉讼及时原则，使被告人无法尽快获得司法审判，不利于保障被告人享有的公正审判权。
二是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检察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司法经验证明，只有亲历过证据审查过程的人，才更能够作出合理的司法判断。如果一线办案人员的意见被忽略，则个案审理的效果难以得到保障。
基于这些原因，1998年3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开始在公诉部门进行主诉检察官制度改革。当时，任检察长的项明和挂职副检察长陈兴良教授全程参与论证，组织实施。使这项改革一开始就有充分的理论作基础。
这个制度的实施，能在个案办理过程中，赋予公诉人更大的决策权和相对独立性。用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的话来说，实行主诉检察官制度，“就是要打破过去用行政办法管理司法工作的旧模式，冲破集体讨论、集体负责的旧框框，形成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责权统一的新的办案工作机制”。
成为主诉检察官内心震撼很大 记者：你刚成为首批主诉检察官时，适应吗？主诉检察官的具体权力有哪些？
黄晓文：有人把主诉改革简称为“放权”的改革，尽管不是非常准确，但也在一定意义上道出了主诉检察官与一般检察官在办案时的重大差异。
主诉检察官在大多数情况下，可独立对案件审查作出判断，可不通过行政领导审批直接将案件移送法院。这种权力在制度实施前，是所有办案人从未想过的，可以说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内心的震撼非常大。
当你是主诉检察官时，必须相对独立地思考案件背后的法理，尽可能了解类似案件的裁决，预测起诉后的风险。在一定意义上讲，独自面对执法环节中的种种风险。在这样的办案机制下，会促成独立思考、学习、及时总结的习惯和英勇无畏的气概。
目前，主诉检察官的权力范围具体为决定起诉权、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权、改变定性的权力、增加认定犯罪事实决定权，同时主诉检察官对于组内人员也有一定的日常行政管理权。
办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主诉检察官发展成为部门的中坚力量。
记者：主诉检察官在掌握权力的同时也承担着责任和错案的压力。2003年有媒体报道，海检对一名因办理涉及“非典”案件起诉书出现文字差错，而被北京市检察院批评的主诉检察官，作出撤销主诉检察官资格、限期调离检察院的处理决定。请你谈谈对这件事的看法。
黄晓文：应该说媒体的报道不是很准确。起诉书出现差错并受到批评是存在的。当时在主诉检察官中也引起很大的震动。但出错的检察官是自己申请调动工作的，而不是有的媒体提到的“撤职”。“主诉”的头衔并不意味着高水平工作，一切都需要实践的检验。
主诉检察官制度不是万能的。公正的实现，是多种制度交织的结果，不是单纯由某一个制度决定。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以往总是监督别人，但自我监督也非常重要。海检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专门成立督导室监督检察官执法行为。
主诉变革牵一发动全身 记者：主诉检察官制度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带来怎样的影响？
黄晓文：主诉制是对检察机关基层办案模式的巨大变革，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触及到检察工作最基本的办案方式的问题。
比如说，主诉检察官到底有多大的独立性？到底承担多大的责任？原来我们的体制，是承办的检察官只对案件的初步审查负责，案件怎么决定，最后是由上一级的领导和检察委员会来作出决定。主诉检察官制度使得相当一部分案件由主诉检察官自己做决定，相对独立地行使决策权。
此外，每个主诉检察官对于大部分案件有处理的决定权，免去了三级审批，案件的办理速度加快。近年来我院案件办理的质量一直较为良好，改判率和无罪判决率都没有明显的波动。
10年来，我院通过遴选并任命主诉检察官31名，已经培养出3名全国十佳公诉人，1名全国优秀公诉人，3名北京市优秀公诉人。这些成绩说明主诉检察官制度在培养人才、提升公诉专业化程度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全面推行主诉检察官制度这些年来，已开始改变以往公诉水平低下、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不高的状况。
记者：据一些律师反映，有些主诉检察官由于出庭案件多，往往连会见被告人的时间都没有，都是由助理来做这个工作，公诉质量并不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黄晓文：我们欢迎来自律师界的批评。从主诉检察官制度最初的预期目标上来说，基本实现了。那就是把最好的人才用在重大疑难问题上。需要说明的是，制度没要求、也不需要每个案子都由“主诉”出庭。
在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没有抗辩基础的情况下，采用简化审理制度，由事务官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是完全可行的。但如果遇到证据存疑、事实不清、有合理的辩护意见等情况，主诉检察官应会见被告人。当然，主诉检察官要集中精力整理出庭预案，从容驾驭庭审，多出庭，提高公诉技能。
主诉检察官面临人才流失威胁 记者：主诉检察官制度实行10年来，有一个现象很有趣，就是“主而优则仕”，你本人也是做了5年“主诉”后成为公诉处长，而后升任政治部主任的。主诉检察官流失较为严重，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黄晓文：受现有财政体制的制约，主诉检察官制度设计目标中，给予其相当的待遇这一目标没有最终实现，检察官的利益缺乏有力的保障，主诉检察官工作面临高责任、高风险的职业挑战。
10年来海淀检察院先后任命的31名主诉检察官中，目前在“主诉”岗位的仅有14人，已流失过半。他们中间，在“主诉”岗位上坚持工作10年的只有4人，调离的15个主诉检察官，6人提拔到外单位任职，5人院内提拔，其他人或辞职或退休。北京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这几年人员流失现象比较严重。
发生这种情况，一方面来说，这是正常的人员更替。由于主诉检察官都是从优秀检察官中提拔，因而在这个岗位上很容易成材，容易被上级部门发现。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公诉人才的损失。
毫无疑问，行政职务的晋升对主诉检察官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对个人而言无可厚非。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才储备，专业人才向管理人才流动，客观上会造成主诉检察官制度难以为继的局面。这是检察机关必须研究的问题。为了保证检察官身心健康、工作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专业水平持续发展，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些相关制度的研究、完善，有助于主诉检察官制度的良性发展。比如对主诉检察官的服务保障制度、培训制度、考察制度、休假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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