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捆绑
早晨7点多,泡面的香味在整个车厢蔓延开来。在遵义仁怀曹大和的家里,熊堂莲也在做早饭,再过一天老公就会回家吃早饭,熊堂莲心情很好。
车厢里接开水的人络绎不绝,但驻足看曹大和的人几乎没有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他的叫声,开始忽略他的存在了。”黄明说。
成准强也回到自己原先的座位上,他注意到,“这个时候,曹还是活泼的。”
9点多,列车长出现了,他看了看躺在凳子上的曹大和,说了句“(胶带)怎么松了?”,转身就去拿了一卷相同的胶带过来。
成准强马上站起来反对,理由是“原来的捆绑已经很痛苦了。”
但列车长的质问令成准强无言以对:如果曹大和跳车怎么办?伤人怎么办?出了事,成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但成准强的反问也令列车长焦躁起来:如果捆住出了事情怎么办?
这的确是个难题,精神病乘客伤人的新闻时有发生,该如何管理,《铁路旅客运输管理规则》也只是在原则上进行规定,具体该怎么处理,只能取决于每位列车长的经验和责任心。
列车长转向曹的同伴说,好了好了,你们下一站下车。
这也是列车处理精神病患者时常用的一种方法。但成准强担心曹大和和他的同伴被赶下车,蒙受经济损失,遇到更多的麻烦,于是他走到一边不再反对。
在一堆围观的乘客面前,列车长开始再次捆绑曹大和。这一次,列车长将曹的上躯干都绑起来了,曹的上衣已经散开,胶带黏住了皮肉,接着腿也被重新捆绑。
有位乘客提醒说,绑得太紧了。但列车长反驳,“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虽然此前一直在嚎叫,但曹大和仍然没有任何反抗,他安安静静地任列车长捆绑,“顺从地如同献祭的羔羊”。
这不是个吉利的说法,但成准强找不出更贴切的比喻。
被堵在过道上的黄明也看到了“列车长像裹粽子一样加厚加紧了几层不干胶”,“‘捆绑卫星’已没多大叫声了”。
“要出事!”黄明的直觉告诉他,他摸出手机,打算照相留个证据。但手机都掏出兜了,他打了一个激灵:唉,这种想法太不吉利了,说不定本来没事,自己这么一照,把坏事引来了。手机又滑回了口袋。黄明跟着散开的人群回到了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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