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农民的实践和选择权

　　其实，农民争取地权的实践一直没有停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农民为了使农地有效流转、有效配置，在实践中采取的第一种做法是“有偿承包，按份分配（地租）”。

　　第二种做法是“所有权均分，增人增地、减人减地（规定3~5年调整一次），承包合同一定5~10年不变，动账不动地（份额所有权在账面上调整平衡，承包地和承包合同不变），多占地者补偿少占地者”。这样既体现了公平，又避免了土地的频繁调整。这样的模式在中部多见。

　　第三种做法是“集体所有，专业组责任承包经营，收入成员平均占有”。这样的模式在多数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村庄发生。

　　第四种更普遍的做法是，农民根据市场的变化，经常改变农地的农业用途，如水稻地改鱼池或稻田养鱼，棉花地改果树蔬菜，或扩大复种指数等等。

　　为追求更多地租增值收益，农民的做法是：一是直接用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或“开荒地”发展乡村工业，农民集体占有全部的地租增值收益，这种做法在80年代非常普遍；二是将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将土地“农转非”后直接出租给资本家，农民集体获得数倍于前的土地租金增加值。广东等沿海地区农村多是这样做的；三是将村庄的宅基地或“四荒地”或“废地”集中整理，再对外出租，农民集体占有土地增值收益。

　　笔者最近去越南考察。从越南15年的土地“私有化”实践来看，只要政府加强土地用途管制（私有制下，不加强土地用途管制是不可能的），“私有化”并不必然增加农民土地资本化收益，倒是更要警惕资本家和权力者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

　　中国农民有自己扩大地权资本化收益的做法：第一种办法是，建立农民土地信用社，农户的土地承包权或所有权（宅地）都可以在土地信用社抵押贷款，利息收入归农民自己（农村金融内置化），即使有还不起贷款的可能，但地权还有集体这层保护，风险要小很多。这种模式在90年代的内蒙古小兴安岭地区常见；第二种做法是，面对政府征地，农民不是寻求更多现金补偿，而是努力获得更多的“返还地”。因为补偿的只是承包权（30年承包权出让金），失去的是土地所有权。何况钱不能生钱，而获得“返还地”是分享所有权资本化收益，是持久的收益。这种模式在温州、广东等地常见，一般是10亩返回3亩；第三种做法是将集体建设用地集中开发，建成“小产权房”或厂房，出租或入股，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最大化。这种模式在北京等地普遍存在。

　　实际上，农民的实践已经表明，重要的是给农民选择权，而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做，怎么做是农民自己的事情。

　　其实，农民争取地权的实践一直没有停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农民为了使农地有效流转、有效配置，在实践中采取的第一种做法是“有偿承包，按份分配（地租）”。所有权是均分的，承包权是非均分的，不是家家户户都种地，而是将土地标价后招标承包，多出钱的（种田能手等）优先承包。这种模式东北多见。

　　第二种做法是“所有权均分，增人增地、减人减地（规定3~5年调整一次），承包合同一定5~10年不变，动账不动地（份额所有权在账面上调整平衡，承包地和承包合同不变），多占地者补偿少占地者”。这样既体现了公平，又避免了土地的频繁调整。这样的模式在中部多见。

　　第三种做法是“集体所有，专业组责任承包经营，收入成员平均占有”。这样的模式在多数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村庄发生。

　　第四种更普遍的做法是，农民根据市场的变化，经常改变农地的农业用途，如水稻地改鱼池或稻田养鱼，棉花地改果树蔬菜，或扩大复种指数等等。

　　为追求更多地租增值收益，农民的做法是：一是直接用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或“开荒地”发展乡村工业，农民集体占有全部的地租增值收益，这种做法在80年代非常普遍；二是将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将土地“农转非”后直接出租给资本家，农民集体获得数倍于前的土地租金增加值。广东等沿海地区农村多是这样做的；三是将村庄的宅基地或“四荒地”或“废地”集中整理，再对外出租，农民集体占有土地增值收益。

　　笔者最近去越南考察。从越南15年的土地“私有化”实践来看，只要政府加强土地用途管制（私有制下，不加强土地用途管制是不可能的），“私有化”并不必然增加农民土地资本化收益，倒是更要警惕资本家和权力者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

　　中国农民有自己扩大地权资本化收益的做法：第一种办法是，建立农民土地信用社，农户的土地承包权或所有权（宅地）都可以在土地信用社抵押贷款，利息收入归农民自己（农村金融内置化），即使有还不起贷款的可能，但地权还有集体这层保护，风险要小很多。这种模式在90年代的内蒙古小兴安岭地区常见；第二种做法是，面对政府征地，农民不是寻求更多现金补偿，而是努力获得更多的“返还地”。因为补偿的只是承包权（30年承包权出让金），失去的是土地所有权。何况钱不能生钱，而获得“返还地”是分享所有权资本化收益，是持久的收益。这种模式在温州、广东等地常见，一般是10亩返回3亩；第三种做法是将集体建设用地集中开发，建成“小产权房”或厂房，出租或入股，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最大化。这种模式在北京等地普遍存在。

　　实际上，农民的实践已经表明，重要的是给农民选择权，而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做，怎么做是农民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