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写作是与读者战斗(图)

阎连科近影　姜晓明摄

　　去年深秋，阎连科倚靠在沙发上，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说：“我下一部小说叫《回家》，还有三四天就写完了。这部作品有对知识分子多余性、懦弱性的嬉笑怒骂。我经常说的"闲余人等"，有点钱，有点闲，有点多余，这里面也包括了我自己。”

　　这位河南籍作家已发表了500多万文字，作品译为日、韩、法、英、德等十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其中几部作品饱受争议。

　　为逃离土地而写

　　《回家》改名为《风雅颂》，现已出版发行。无论书名怎么变化，作品的根是植于“回家的愿望”。

　　阎连科曾连续几年琢磨着“回家”，落叶归根，回老家打发余生。五十知天命，他总结说：“我的前半生是如此的没有意义，就觉得不到20岁便出来闯荡人生，30年的奋斗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其余一无所获，只剩下那些招惹非议的文字。”

　　他坐在饭桌前，悠然、沉默地享受妻子做的河南蒸面。憨实的儿子陪在身边，也像他那样细嚼慢咽。“我这一生要感谢一个人，张抗抗。她在1975年写过一篇小说，《分界线》。”张抗抗凭借这篇小说，从一个北大荒的女知青，一跃调到了哈尔滨。“这使我茅塞顿开，原来写小说就能离开农村了，就能进到城里了。从此我就开始学写小说。”

　　在与文学评论家张学昕的对话中，他形容家乡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因为饥饿，扯着母亲的衣襟哇哇大哭；为了一元钱的学费，母亲塞给他一篮玉米，他执拗地拒绝上街叫卖，招致一记耳光，“滞留于灵魂深处”。

　　1979年，阎连科发表了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天麻的故事》。等到1982年，文学的功能在他这里“升华”了——“我几乎是毫不犹豫、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把写作的目的"升华"到了成名作家。”

　　为了追风，阎连科一口气创作了他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瑶沟系列”、“和平系列”。“几条线同时出击。不细想,不修改,写了就发。弄得几年下来,满天下的杂志上都是自己的小说,如"劳动模范"一样。”事实上，这是对创作的一种伤害：10个中篇，讲述同一个故事；10个故事，塑造了同一个人物。

　　寻找土地，为自己而写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所长刘再复，记述过这段时期的阎连科：“由于过度疲劳，年纪轻轻就得了腰椎病，不能在桌前写，最后只好到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特殊(座位半躺着)的椅子，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

　　1991年，一天早晨阎连科起床时，左腿麻木，无法下地。以后相当长的日子里，他都处于半瘫痪状态，无法提笔。

　　这许是命中注定的转机。他开始翻开以前无心阅读的书籍：托尔斯泰、加西亚·马尔克斯、屠格涅夫……“我才意识到因为写作，断送了我的身体。但是不能写作，我却没有活着的意义。写作早已融入我的生命，甚至是我活着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年过三十，阎连科清醒了。他不再是“瑶沟系列”里对自身命运困惑的少年，语言不再重复九流人物的故事，视野也不再局限于军旅中的和平。

　　他创作了小说《日光流年》。“这篇小说萌动于一次旅行，在火车上听别人说河南林县有一个地方的许多人都得了食道癌，活不过四五十岁。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一部长篇小说产生了，所有想了10年、20年的东西杂七杂八地在这一刻都联系到一块了，如一团乱麻在一瞬间理出一个头绪来。从1995年初动笔，到1998年底结束。最初脑子里闪过人对于死亡的恐惧与抵抗，至于完成之后，它究竟表达了什么，就不由自己了。”

　　必须写点什么了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阎连科的写作特点是他对农村变化的体验，以及怪诞的想象力。”他更指出，“正因为阎连科无法控制他想象力的井喷，而导致对小说整体结构的失衡。同时，那些具有爆炸性的题材，反而阻碍了他对人性的深挖。”

　　“文学评论家们会看，不见得会写。我们会写，不见得会评论。”阎连科不动声色地这样评价。

　　《受活》是他通过梦想走进现实的小说。发表后他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一次采访，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上级电话，命令他从军队转业，一偿他长久之“夙愿”。“我是彻底地"受活"了。”阎连科的面容平和，创作完《丁庄梦》时内心无所依附的痛苦和绝望已荡然无存。

　　《丁庄梦》始于1996年——艾滋病刚被曝光，他在“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人的家中，为听到的一个细节惊悸：“她告诉我，农民当年被采完血后，会因过量卖血而瘫倒一旁。这时，血头就会提着这些农民的双腿，像提只被打死的动物一样上下抖动，等到血走到头上，农民清醒过来后，又会回到地里干活去了。”缄默中他觉得“必须写点什么了”。

　　从2004年开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那个地方”。“回家后，如隔尘世，起码花上一周的时间，才能缓过气来。”

　　他的老友，《花腔》的作者李洱回忆道：“《丁庄梦》出版以后，他还是经常去。每次回来，情绪都会坏上几天，因为他在村里结识的朋友又死了几个。他向我讲述村边已经连成了一片的坟。他甚至考虑是否收养一个艾滋孤儿。”但与他同去艾滋病村采访的记者，曾在手记中描述了一个害怕与艾滋病人握手，不愿接过病人手中的杯子，每晚要跑回县招待所安歇的阎连科……

　　“说到底，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抵抗恐惧，大概是我目前写作的原因。少年时候，我曾崇拜三样东西，一是权力；二是城市；三是健康。现在，我为之奋斗的三样东西，都成为了我的恐惧。崇拜权力——40多岁了，回到老家，还害怕我们村村长，老远见了就忙着给他递烟。崇拜城市——在城市的大街上害怕警察朝自己敬礼；躲在小胡同里走路，害怕从小胡同里窜出来一个高干子弟。崇拜健康——偏偏自己一身的毛病，总让你想到残疾与死亡。”

　　曾几何时，一旦闲静，他就逼问自己写作的意义。“像一个法官威严地审逼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去偷盗的孩子。也许，那个法官得到他理想的回答；也许，那个孩子被逼问至死，也无法回答自己偷盗的理由。可是，被自己逼问久了，就渐渐明白了一个问题：写作也许是一种对人生的偷盗。也许是一种在死亡的笼罩下，偷盗生命的过程。”

　　伟大的作品都有种病态的存在

　　人物周刊（彭苏张曼）：你曾说过，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在城市里无论呆多久，都是找不到根的，现在还这样？

　　阎连科：我想这种漂泊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它是世世代代从乡村出来的人，都依然或是没有充分表达的一个问题。

　　我常说，你在这块土地上有没有根，一是看这块土地上，埋没埋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二是看你对这个城市爱恨与否，在这个城市里面，有没有过自己爱的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你就和这座城市没有发生根的联系。

　　人物周刊：你说你见过无数爱情的虚幻，你对那种虚假的爱情反而感到一种真诚，但是对真诚的爱情反而害怕？

　　阎连科：因为我觉得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塑造那种感天动地的爱。中国人没有那种爱，中国人的爱是柴米油盐。如果生活中有那种惊天动地，感天动地的爱情，就没必要在文艺中塑造和表达。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无趣到无法想象。大大小小，男孩女孩，包括我的孩子，都不太会信那种所谓真实的爱情。

　　人物周刊：你在作品中并不吝于对性进行大量描写，你怎样看待性？

　　阎连科：人是多面性的。我们在白天见到的一个人，是阳光的一面，是看得见的一面。可是夜里，一个人看不见的一面，阴暗的一面，它也是存在的，性就在这里面。它是人性中深具代表的一面。但如果只为了写性而写性，而没有挖掘性后面的内涵，那就十分无聊与浅薄。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纯文学昌盛时期没有形成个人的写作特点，持什么看法？

　　阎连科：实际上今天所有的作家重新进入文学史非常难，我们谈文学史就是从80年代开始。

　　我在最初学习写小说时，阅读的都是50年代的作品。生活的环境没有和文学有关的因素，没有任何人能引导，注定我的写作起点非常陈旧非常低下。

　　读书也是需要机缘的。当我有病，躺在病床的时候，就彻底安静下来了。再去看马尔克斯、卡夫卡、博尔赫斯、胡安·鲁尔弗的《人鬼之间》，就真的看进去了，能感受到了。我的小说的变化就是从疾病和阅读两方面开始。所以我常说，伟大的作品都有种病态的存在。

　　人物周刊：你觉得今天的读者和作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阎连科：我觉得写作是与读者战斗。你的小说必须要超出读者的想象，你的想法必须来自于头脑，来自于生存的灵魂，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读者就会抛弃你，或是你会被读者打败。

　　随着年龄的增长，写作的时间变长，我觉得我写作的疲惫状态已经慢慢来临，有一种瓶颈的刺激，但第一你必须特别忠实于你的内心，第二是必须让内心和这个世界有关系。

　　人物周刊：到目前为止，你在创作上有没有什么遗憾？

　　阎连科：最大的遗憾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给搞垮了。这对写作的确是一种冲击，文学非常奇特，当你有感悟时，你没有能力去实践了。还有就是浪费掉了一个人读书的最好阶段。如果把身体健康和写作让我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身体健康。

　　人物周刊：如果不写作，你又怎么改变你的命运？

　　阎连科：有时我在想，难道真的当了名作家就有意义？在农村，许多人打打麻将、说说笑话、生生孩子、超生两个孩子，我会忽然觉得，他们生命的意义比我一点都不差。

　　你即便去当个总统，当个领袖，那么你的生命就比一个农民有意义吗？这是不可能的，是我们升华了生命的意义。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其实都是等同的。我觉得有一大批像我们这种人，对生命的认识既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又落不到地面上，这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事。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