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推向纵深，在此背景下，新都的创新做法具有探索意义——
王亮 石军 余念林 记者 夏丽莎
10月28日，成都市新都区三河街道办回龙社区居民李才元在社区活动中心领到了新成立的龙兴股份合作社股权证。
这个脱胎于回龙社区集体资产的股份合作社当天共向449户居民发放股权证。
在新都区，类似的新经济组织正如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催生它们的“春雨”是一套名为“两委三会一中心+新经济组织”的基层治理模式。在原有村两委的基础上，这一模式从创新机制、增强监管服务功能入手，为农民增收拓宽了渠道。
“探索这样一套机制，不仅要实现农民增收，更要为推动产权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发展奠定基础。”新都区区委书记杨羽说，从城市化脚步加快到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农村经济正被逐步上紧发条，而原有的基层治理机制却难以跟上发展的舞步，要真正放开手脚，必须从创新基层治理机制着手破题。
探路：探出基层“盲区”
2007年6月，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建设启动。在多年探索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成都农村经济走势形成一条明显的上扬曲线。
紧邻成都主城区的新都区三河街办正是这条上扬曲线的“亲历者”。高速路、大件路的贯通，熊猫生态公园、郁金香公园等地产项目的落户，让这个几年前的农业场镇迅速换上了城市风貌。
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也站上了从封闭向开放“转型”的十字路口。“原来那种封闭的行政结构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三河街办工委书记包世福一口气列举了封闭机制的多项弊端：投资企业、商住小区给当地带来大量流动人口，基层党建体系无法覆盖；投资项目改变了原来的村落格局，农户拆迁安置进入涉农社区，村社管理职能却难以及时转变。“管理和服务，两个层面都出现了"盲区"。”
更深层的矛盾源于被打破的利益平衡。在各种农村改革措施，尤其是产权制度改革的刺激下，原本只能用于耕种的土地有了新的价值，沉寂多年的农村集体经济也因为被重新盘活而开始升值。原有资产如何重新评估，新增资产如何再次分配？一个个难题摆在了管理层面前。
创新：“6+1”的新机制
6月，三河街办和龙桥镇率先试点启动新治理机制，提出了“两委三会一中心+新经济组织”的“6+1”模式。
两委，即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委会；三会，即民主议事会、民主监事会、民主联席会。“在原有的村两委构架基础上构建区域大党建格局，建立三会制度推动基层民主深化，通过综合服务中心（站）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通过专业合作社实现群众增收，最终构成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新型村级自治结构。”新都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兴禄用“多元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来概括这一模式。
三河街办将原有的14个社区撤并为8个社区，并在新成立的每个社区里成立党总支，每个党总支再根据产业链、居住区域等成立相应的党支部，与新进企业、小区住户党员对接，实现“区域全覆盖”。
龙桥镇在瑞云、渭水两个社区成立了社区管理委员会和社区监事会，对社区未来进行统一管理、包装打造特色、营造错位商机，同时引入社区群众代表、经济组织成员组成，对管委会工作进行监督，跳出了过去村委会几名干部“拍脑袋决策”的尴尬。
随后，三河街办江陵社区互助四方旺铺股份合作社、新都区斑竹园镇忠义专业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先后涌现。
动力：“开放性”激发创造力
在三河街办江陵路社区互助四方旺铺股份合作社，把入股社区居民的商铺进行量化后统筹招租，不仅解决了铺面"一碗水难端平"问题，还使商铺租金从过去的每平方米10元提高到了15元。
而斑竹园镇忠义专业合作社则将集体资产股份化，把股权分配给居民；统一招商成功后，再以分红的形式将集体资产增值的利益分配给居民，提高了居民收入。
“这些新经济组织的模式都是村、社区在试点过程中自己摸索出来的。”刘兴禄认为，“6+1”模式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明确向基层指出“怎么做”，而是在确定改革目的与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放手让他们自己探索，通过深化基层民主来促进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新都区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9月底，该区已开始全面推行这一机制，预计11月底在全区完成基础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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