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地链条
地皮商是卖地的农民和盖房子的农民之间的桥梁。
他们的关键之处在于,以自己的先期巨额投入,形成了信用,放大了市场——在棉村,曾有村民“眼红”地皮商的高额利润,试图自己卖地,最终未遂。
不过,地皮商生意的第一步,却不是去村里看地,而是去政府看图——打听哪些地皮不在城镇规划范围之内。“只要没规划到,怎么干都没人管。”黄迪丕说。
在与黄迪丕合伙的2人中,有一名据称供职市政府的神秘人物,持有股份,但从不出面。“做我们这一行,政府里没人肯定做不了,就是做也做不大。没有关系的,你打了地基,都给你勾上来。”
地皮商向农民买地,因一片土地往往分属若干个农民,地皮商需要与他们逐一商谈。农民也因此几十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土地有了讨价还价的权利。
此时,交易的对象被审慎选择。地皮商们往往私下打听,“太野蛮的就不买他的地,怕他卖了之后反悔,闹事”。
地皮商拿地时,也颇讲究兵法。黄迪丕现在一个村买了十多亩地,但他有更大的野心:“这里头那一百多亩地将来都是我的,因为路在我的地上。你不卖给我卖给谁?”
农民谈妥后,另一个关键人物出场——村委会主任。他的职责是:作为中间人,代表村里对这个交易作一见证,并收取费用。
众人对这一费用的称呼不一:地皮商称之为“管理费”,村民称“保护费”,村主任则称其“扶持费”。数额也有两个版本:黄迪丕说他要给村主任每亩2000元;而村民从主任那里得到的消息是,每亩收1000元,作为村里的公共收入进账。
地皮商买定土地后,即分划成每块40至80平米不等。定价也颇有技巧地“低开高走”:往往最开始的一些地,以成本价甚至略为亏本的价格出售,待到积聚了人气后再提价。“赚的都是后来买地人的钱”。
有的地皮商通过中介或者张贴广告销售。在旧营建路的一处房屋信息部,其老板介绍说土地信息中“无证的多过有证的”;久发房屋置换信息中心提供的约170处土地信息中,约有近70处为无证土地;当地数字电视房产信息频道中,亦有大量无证土地的信息。
不过这些方法并不为大的地皮商所采用。他们从不在媒介上出现,销售靠的是关系。“都是老乡带老乡来买,一来好几个,甚至十来个。老乡住在一起也更方便。”黄迪丕说。
也正因为此,地皮商的黄金搭档是:一人是贵港本地人,熟悉买地;一人来自贵港农村,有卖地客户,另一人则负责看规划、找关系。“能熬过来的,没有不赚钱的。”黄迪丕说。黄迪丕当初以每亩6万元拿到的地,现在分块卖,可以卖到三十多万元。
买卖之后
除了“存款多了一些,心里更踏实一些”,棉村的覃乙碓并未感觉出售土地对自己的生活有着什么影响——覃去年卖出八分地,分得四万多元,尚余三亩地。
和地皮商签合同之前,覃和家人、兄弟、父母商议了很久:这块地到底卖得卖不得?
地皮商当时开出的价格是五万多元一亩。这对覃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只有大约不到1000元。覃所在的村4年前租给一个厂的四十余亩地,也是每年1000元。卖一亩地,相当于50年的收入。“谁知道50年后这块地还是不是我的?”商量很久,覃最后决定:卖。不过,他今年就后悔了。今年的地价,已经涨到十五六万元一亩,相当于150年的收入。
不过,面对“诱惑”,覃对土地依然审慎。因为拥有的地分属各处,而地皮商看中的地往往集中在路两侧,所以失去所有土地的可能性很小。不过,即便有可能全部卖掉,覃说他也不会全部卖掉,那些会全部卖掉的都是会做生意的人,而他不会。“万一粮食价格涨了怎么办?”2006年以来粮油肉蛋价格的一路上扬,让覃印象深刻。
和覃相比,登龙桥村的卢澄隆对失地的体会可能更为深刻。卢澄隆的6亩地是在10年前的一次征地中全部失去的。和覃一样,卢的地也是被征去盖房子;和覃不一样的是,覃是自己和地皮商讨价还价每亩地卖多少钱,而卢是被通知每亩地可以领到1.6万元补偿款。
卢澄隆用补偿款买了一部手扶拖拉机跑运输,生意不错,但好景不长,几年后拖拉机被禁止上路,卢只好将其以3万元贱卖到农村。“现在,这三万元也吃完了”。事实上,土地私下买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可能尚未完全显现,其下游产业——盖房子,支撑着很大一部分失地农民的生活来源。在登龙桥村口不远的大圩路口,每天都有一百多人骑着车,带着一把铲、一把锄、两个竹篮、一顶草帽、一条毛巾和一个饭盒,等着需要零工——多是装修、盖房子——的人来雇自己干活。因为土地买卖的持续与繁荣,这个产业链亦得以维系和勃兴。一位包工头告诉记者,他现在同时有三个工地在开工。一旦这个产业链断裂,很多人的生活或将改变。
陆志寿的看法却和卢不同。这位23岁的小伙子,是南方周末记者数次探访登龙桥村遇到的惟一一名年轻男性。陆原本在广东打工,一年收入大约两三万元,前两天刚刚“回来休假”。陆的家中尚有9分地,但不在他的人生规划之中。“干一个月,等于种地一年,还种地干什么?”
陆的一些朋友已经在广东中山安了家,他的理想是:“有可能的话,也在那边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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