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一个80年代公派生的海外札记

　　苏娅

　　1986年，在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年代，赵一凡以“新时期”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身份由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来。回国伊始，便与“三联”结缘，为《读书》杂志撰稿，其后，又开辟专栏“哈佛读书札记”、翻译“美国文库”、主持《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回首往昔，赵一凡坦言：“我是因为邓小平的政策被送出去的留学生，在我心底里，最念念不忘的事是，如何以己之力，传播欧美思想史。通过研究、著述搭建当代中国与西方思想界沟通的桥梁。我一直以此为使命。”

　　有幸的是，赵一凡的心愿与《读书》杂志“介入当代中国学术思潮”、“愿为学界与大众桥梁”的办刊方针息息相通，作为当年《读书》杂志最年轻一代核心作者，与《读书》杂志的交情已逾20年，亲历了“三联”最近20年的发展变化。

　　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中，一位学人以怎样的方式介入社会、介入现实，而一本杂志又给了一个时代怎样的影响？11月15日，正在福建讲学的赵一凡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电话采访。

　　实验性的“哈佛读书札记”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五四”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对西方经典的翻译和研究受到极大干扰，截至1978年，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成果的了解几乎陷入空白，对于西方经典的翻译和研究彻底中断了。在赵一凡看来：“断裂，不仅是表面意义上的信息的阻断，更是深层次文化上的隔绝。”

　　“现代文化的好处和毛病是什么？危机何在？在诸多时髦的社会现实中，有哪些表现？根源在哪里？”带着上述问题，赵一凡前往美国学习欧美思想史，他的研究方向与诉求十分明确：去发现中国人需要的和警惕的。5年时间，在美国读得很辛苦。“真的好像一块海绵，张开了，使劲地吸收。”话匣子一打开，隔着电话线，也能感受到赵一凡语气里的热情。

　　1986年回国，秋天与《读书》杂志的编辑倪乐相识，倪乐发表了赵一凡的第一篇文章，随后又安排赵一凡与当时主持《读书》杂志编辑工作的沈昌文见面。

　　见面当时，《读书》杂志编辑部的具体地点，赵一凡记不真切，只觉得很长一段时间，《读书》杂志总在搬家。但办公室里的情景记得很清楚：一干人，边说话，边干活，热火朝天，办公室里有个小火锅，飘着肉香、咖啡香。开饭的时候，大伙儿纷纷入座，不论尊卑。只觉得“这帮人衣着朴素，因陋就简，形同拓荒者，偏又笑语不断，兴高采烈地做事”。

　　而屋外则“朔风呼啸，摇撼破窗”。“不知道为什么，那几年的事，在我的印象中老像是发生在冬天，总记得特别冷，一进门就是扑面而来的暖意。”赵一凡在电话那端端详过去了的时光，因着浓浓的怀旧之情，记忆幻化，冷暖自知。

　　这是零零星星最初的印象，彼时，赵一凡正处在“另眼看中国”的转型期。几个月后，与沈昌文的一次单独会面，影响了他的学术道路。那一次，沈昌文邀赵一凡在一家安静的海派风格的餐馆小酌。席间，沈昌文向赵一凡打听美国学术界与出版界的“恩怨情仇”。

　　如今回想起来，赵一凡清楚了当时沈昌文其实是抱着一种预想，试图与赵一凡探讨在《读书》杂志上开辟专栏的可能。几番回合之后，沈昌文抛出了自己的创意，约赵一凡在《读书》杂志上开辟专栏，介绍美国的读书生活与新知。如此一番，沈昌文与赵一凡击掌相约。1987年，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在《读书》杂志上亮相，连续36篇读书札记洋洋洒洒，记述读书新知，体悟读书心得，再配以丁聪先生的漫画，日积月累，慢慢地有了影响。

　　作为一种实验，赵一凡的首个专栏反响强烈，紧随其后，辛丰年的“门外谈乐”等栏目纷纷登场。海外学子的反应也很强烈，透过《读书》杂志，他们感受到国内出版界清新、开明的风气，深觉得大有可为，众人写文章的热情被撩拨起来，更多记述在海外读书求学的见闻与新知的文章纷纷投递到《读书》杂志编辑部。在“哈佛读书札记”之后，又开了“巴黎读书札记”、“莫斯科读书札记”等专栏，可谓“遍地开花”。

　　“专栏竟仿佛电视里的栏目，而我的名字则像是明星主持人的面孔，一出现，读者就知道这个人是说什么的了。”回忆至此，赵一凡显得格外兴奋，“这是沈昌文的一种战略布局，一方面团结国内的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海外学人搭建学界与大众、中国与西方沟通的桥梁。他给了读者一个‘大果盘’，什么都能吃到。”

　　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赵一凡感慨良多，他说：“如果自己能够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话，当追溯到《读书》杂志。”事实上，为赵一凡建立学术声名的专著，大多从当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发展而来，当初的36篇“哈佛读书札记”中的30篇日后被发展为两卷本的《西方文论讲稿》，另一些零散发表的文章则综合为《中国与美国》。

　　当年，在西方经典的翻译和研究被长期打断的背景之下，这些以西方文化为研究对象，介绍新思潮、新成果的文章和专著无疑给如饥似渴的国内学子们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理论武器”。时至今日，赵一凡在讲学途中，仍然经常碰到学生回忆当年读到的自己的某篇文章，赵一凡相信“这不是学生对老师的奉迎，他们记住了当时文章中的一些信息，成为他们知识的一部分”。

　　“花色齐全的大果盘”

　　“每月的25日，我们在一个小咖啡馆里相聚，印象中总是寒冷、饥饿的时候，一进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接着是沈昌文的寒暄，‘一凡啊，怎么现在才来！’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人，季羡林不拿学者架子，跟聊大天似的和你讲高深的学问。这样的时光一去不返。”赵一凡深深怀念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一段读书人的黄金年代，当时《读书》杂志开设的“服务日”每月聚会一次，在那里，赵一凡与国内的学人相识，彼此坦诚相见，谈论学问，思考时事，通常两人见面总是以“一凡啊，你的那个观点我不敢苟同”开场，被质疑者又总是愿意洗耳恭听。“人与人的关系简单、质朴，彼此之间很亲切。”赵一凡说。

　　当时，《读书》杂志所团结的学者中德高望众的当属钱锺书、费孝通、金克木、季羡林几位大家，与他们同龄的人中，胡乔木虽然不给《读书》杂志写稿，却是老读者，而“学识渊博、思想开放的‘党的理论家’李慎之的加入，则给我们添了很大的政治上的动力，对思想解放是一种推动和支持”；另一拨，属于留学归来的，鼓动思想解放，传播先锋观念，温元凯讲经济改革方面的知识，“当时的那批留学生对时政和改革的方向很有激情，现实感很强”，而“《读书》又总是站在浪尖上说话，领导潮流，无所不谈，甚至单挑那些敏锐的、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谈”。

　　因为话题范围没有限制，谈论者便不能再囿于身份和观念的限制，在赵一凡的印象里，当年的聚会现场，常常是保守派、激进派、怀疑派打得热火朝天，亦不论大学者，不论乡土、草根，气氛总是很活络，“仿佛一花色齐全的大果盘，什么都能吃到”。而主事的沈昌文“愿意用一种招待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一个官办机构的审查者，是个很好的文化沙龙的主持人”，赵一凡说，“《读书》杂志不是一个板着面孔的学术大刊的姿态，这是最可贵的”，好比当年王府井的“吉祥戏院”，达官贵人、商人、大众百姓都可以进去看戏，作风很开放，台下听得技痒的人也可以上台叫板，唱好了得一声叫好，唱不好被吆喝下来也没关系。吆喝、飞手绢、嗑瓜子，场面很乱，却不妨碍人们对戏剧的喜爱。“看似秩序不太好，却很有章法，没有人做到台上台下如此通融，这就是当时的《读书》杂志。”

　　赵一凡：1950年生，江苏盐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博导。1968年下乡插队。1970年进入安徽大学外语系学习英语。1973年留校任教。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公派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1986年回国工作。多年从事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强调学术思想性，关注理论创新与批评，提倡跨学科交叉研究，讲究文风文体。著有论文集《美国文化批评》、《欧美新学赏析》，主持翻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美国历史文献》、《爱默生文集》、《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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