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研究反腐预警机制 50个指标识别出贪官

　　国家基金资助项目 列出反腐预警50个指标 激励约束机制类似胡萝卜、大棒

　　得分越高风险越大

　　胡萝卜+大棒“号脉”腐败风险

　　一个人身体情况如何，可以到医院检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腐败情况如何，应该怎么诊断和预防？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教授日前正在探索这样一套预警体系，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该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这套含有50个预警指标的体系，被划分为“激励机制扭曲度指数”、“机会结构扭曲度指数”和“约束机制扭曲度指数”三个部分。

　　“通俗地说，激励机制相当于胡萝卜，约束机制则类似于大棒，机会结构则和彩票有点像。”何增科打了个比方。“胡萝卜”够不够大，“大棒”是否有威力，“彩票”中奖几率如何，通过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就能诊断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腐败风险有多大。

　　●专家简介

　　何增科，男，1965年出生，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重点研究领域为廉政建设等，本项研究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治理评估框架”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制机制研究”的资助。

　　三类指数考量贪腐成本

　　何增科这套含有50个预警指标的腐败风险预警体系被划分为“激励机制扭曲度指数”、“机会结构扭曲度指数”和“约束机制扭曲度指数”三个部分。为什么从这三个方面来考量？

　　何增科说，人的行为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处的制度环境决定的。“贪腐行为也一样。”何增科说，腐败是官员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行为。对行贿的人来说，也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行为。

　　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受制于外部的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向个人提供了激励机制、机会结构和约束机制。

　　如果这种制度环境使个人从事腐败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和代价，换言之，腐败有利可图、有机可乘，被发现和制裁的风险和代价很小，那么腐败的风险就会很高。

　　“激励机制相当于胡萝卜，约束机制则类似于大棒，而机会结构则和彩票有点像。”何增科打比方说。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就能立体地得到一个国家或地区腐败的风险有多大。

　　对话何增科

　　预警体系不是给贪官画脸谱

　　法制晚报　（以下简称“FW”）：这套体系已经实际应用了吗？

　　何增科（以下简称“何”）：还没有，刚刚发表。

　　FW：预警体系怎么应用？

　　何：因为涉及到问卷调查，一是可以由比较独立的学术机构，比如高等院校或社科院的研究机构，独立开展问卷调查，对问卷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再把报告提交给有关部门参考。

　　还有一种方式，是由纪检部门自己开展。在问卷设计上，我也很乐意提供相关的帮助。

　　FW：“技术反腐”、“腐败脸谱”怎么理解？

　　何：我并不同意“技术反腐”和“腐败脸谱”的说法，因为这两种说法不太准确。

　　它并不是用这套体系对某个官员进行脸谱画像。这套体系所要诊断的对象，是整个国家或地区，而不是针对个人。

　　另外，这也不是技术化反腐的问题，技术反腐的提法容易给人造成误解。

　　现在有电子审计等手段。电子监察、电子审计有它的好处，但单纯靠技术的东西是不可能真正反腐的。

　　虽然有的可以借助电子手段，但更多是要通过透明、参与等制度的创新。

　　只是号脉不是给反腐开药方

　　FW：有人认为，您提出的这套反腐制度在执行的时候，主观判断的比例过大，您怎么看？

　　何：如果了解国际上反腐工作和相关理论，就不会得出这个结论。

　　比如说在廉洁程度量化评价方面，这在国际上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问题。透明国际（国际反腐组织）是对各国进行十分制的打分。

　　它在主观方面的评价又分两种，一是主观印象评价，简单说就是你对这个国家腐败程度的主观印象是多少，可以从零分到十分进行打分。

　　还有是事实判定法，通过问一些客观事实问题，来判定腐败程度。比如说向公务员提问：“在你晋升的过程中，有没有人向你索贿？”

　　除了主观印象和客观事实，我在进行这项评价的时候，还增加了客观评价法一项，增加了一些客观数据。通过这三个方法，最后汇总出腐败风险指数。

　　FW：也有人质疑这套体系的效果，您怎么看？

　　何：提出这套体系的目的，是想增强我国反腐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把问题找准、把脉号准了，才可能开出正确的药方。

　　这套体系是一个构想，也是一个靶子，提出来供大家参考，进一步批判和完善。

　　腐败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共设50个指标(本报选取了与公职人员相关的调查指标予以刊登），各个指标均使用五级计分法，即都设5个分值：1、2、3、4、5，数值从小到大依次表示腐败风险严重程度的从轻到重。总分为50-250。

　　比如说薪水，特别不满意为5分，不满意为4分，一般为3分，满意为2分，非常满意为1分。分值越高，表明腐败风险越大。

　　“胡萝卜”指数

　　激励机制有些像胡萝卜，扭曲度越大，激励这根“胡萝卜”的吸引力越小，就越容易产生腐败。

　　收入与期望值差距 待遇与责任脱钩程度 工资拖欠严重程度 任期受保障程度

　　离任后生活受保障程度 决策中利益相关方参与缺失度 下级发言权缺失度

　　下级辩护权的缺失程度

　　办公经费与财政拨款之间缺口 利润和工资脱钩程度

　　“彩票”指数

　　机会结构就像彩票，蹊跷事件发生的几率越高，腐败风险越大。

　　“一把手负总责”体制的实施力度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封闭和神秘的程度决策、执行和监督权向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集中的程度

　　干部任用中一把手个人影响力大小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受到规避的程度

　　行政审批事项和程序繁杂冗长程度 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的大小

　　职位轮换、调动的频繁程度

　　是否长期留任同一职位拒绝调动和升迁管理者对大额资金或专项基金支配权的自由度

　　“大棒”指数

　　约束机制就像大棒，如果越“面”，产生腐败的几率就越大。

　　对官员及其亲属大额资金监测有效性

　　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落实情况用人失误责任追究机制

　　司法错案责任追究机制

　　腐败案件受起诉官员中有罪判决人数比例

　　民告官案件的公民胜诉率

　　举报人和证人保护的有效性对贪污贿赂致富行为的社会容忍度

　　●体系解读·激励机制

　　“胡萝卜”越小腐败风险越大

　　“胡萝卜”的味道不够可口，或者变小了，腐败风险就越大。

　　在“激励机制扭曲度指数”中，何增科举例，如果公职人员待遇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相比低很多，达不到他们的预期，就容易滋生腐败。

　　如果“离任后生活受保障的程度”很差，或者和任职期间生活水平差距较大，就容易导致所谓的“59岁”现象，也就是官员在临离任时贪污。“因为胡萝卜变小了，最后赌一把”。

　　此外，公职人员工资拖欠程度越严重，腐败的风险可能就越大，“而拖欠公职人员工资的现象在一些小县城非常常见。”

　　何增科说，“胡萝卜”当然不止是待遇问题，还涉及到发言权、参与度等。比如在“资源配置决策中”，“下级发言权的缺失程度”也是反映一个地区腐败风险的重要指标。

　　还有，“立法和重大决策中”，“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缺失程度”越大，腐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何增科举例，比如劳动合同法制定的过程中，如果职工参与的少，或是根本没有参与提过意见，说明立法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肯定有问题，这样法律执行过程中易滋生腐败。

　　●体系解读·机会结构

　　容易得手腐败行为就会增多

　　机会结构的扭曲包括由权力的集中、资源的垄断、自由裁量权带来的权力滥用的机会等。

　　何增科说，就像买彩票，如果中奖的几率非常大，甚至一买就中，人们自然乐于购买。同样，如果一个官员在某些腐败动作上频频得手，他也会习惯于频频出手。

　　如果一个人买完彩票，然后根据自己买中的情况开奖，中奖几率自然把握在手。“同样，如果权力过于集中、资源垄断程度过高，带来的影响自然是腐败的机会增多。”何增科说，这就会造成一个官员甚至一个地区腐败动作频发，“中奖几率高”。

　　何增科举例，在“机会结构扭曲度指数”中，如果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职位轮换和调动过于频繁”，也就是“买彩票中奖几率大”，则有可能存在买官卖官等用人腐败。

　　现实案例有，贪腐官员、安徽省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曾在上任5个月内对全县所有乡镇官员来了一个“不留死角”的调整；而一次会议上调整提拔上百人的事，在其任内发生过多次。

　　反之，如果一名官员“长期留任同一职位，拒绝调动和升迁”，则很有可能是该官员贪恋该职位的腐败收益不愿离开。

　　●体系解读·约束机制

　　财产申报列反腐“大棒”第一项

　　在“约束机制扭曲度指数”这个“大棒”中，“官员财产收入申报真实性的核查机制及效果评价”被列为第一项。

　　“从腐败风险预警机制的角度来看，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是发现腐败风险的一项利器。”何增科说。

　　何增科说，家庭财产状况、银行存款数里、有没有海外存款以及有几处房产等，这些东西如果反腐机构能够和工商、税务、银行联网，实现信息共享，反腐机构进行审查，这应该说是反腐的利器。

　　何增科进一步解释，现在虽然有县处级以上官员的收入申报制度，但目前这项制度没有形成法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缺乏专业的受理和核查机构。“目前这个大棒就显得有些‘面’。”

　　在国外，比如美国的政府廉政道德署，就是专门负责收入申报的受理及核查。何增科介绍，这是一个专门的机构，和税务等部门都是联网的，很容易就能发现财产申报的真假。

　　“‘大棒’如果真正起到作用，腐败的风险就小，反之，腐败的可能性就大。”何增科说。文/记者曾佑忠制图/毛京东 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