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名扬先生的贡献与遗产 ———《美国行政法》书评

　　“求学法国，问道中华，九二载纸笔人生，君不见跋山涉水甘苦自怡，未酬壮志身先逝；身居陋室，名扬天下，三四部煌煌巨著，有道是黄卷青灯桃李如云，常使后学泪满襟。”

　　———陈夏红

　　王名扬先生的贡献与遗产

　　———《美国行政法》书评

　　栗燕杰

　　一、从王老的微言大义说起

　　王名扬老先生已于2008年11月离我们这些行政法学子而去。如何看待王老的贡献，正视王老的遗产，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作为引进、介绍域外行政法制的专著，《美国行政法》并不局限于制度的阐述与说明，而处处充满人文关怀、饱含对我国民主、法治的憧憬和展望。在阐述美国《情报自由法》时，王老讲述强化民主政治与防止行政腐败两大目的。对于强化民主政治，王老不厌其烦地引用签署法案美国总统约翰逊的声明，法律实施前司法部长在说明书中的序言，都表明着“情报自由法和民主政治的关系”。结尾处王老说明一个细节：这个法律的签署日期和实施日期都选择在美国国庆日的7月4日，并指出“美国人把情报自由法看成是国家的荣誉和开放社会的象征”。至此嘎然而止。王老把许多话题与疑问留给了以后的中国行政法学人们。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尚如此，更优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中国何以堪？毕竟，中国的国家荣誉，不能仅仅靠几块几十块金牌支撑；中国开放社会的象征，不应仅仅是北京奥运会。

　　二、方法和思路上的自觉

　　“大义”并不能仅仅靠“微言”来支撑，更需要研究方法、思路的高度自觉。这方面《美国行政法》仍当仁不让。该书立意于“满足对外国行政法的学习和教学的需要”。在研究方法上高度自觉，第一版序言中论述判例法与理论的关系时强调：“行政体系作为一种制度，当然不能忽视判例法的研究”。王老接着说：“行政法学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必须有一

　　《美国行政法》是王老最后一部巨著，用心最多、成就最大，至今仍高山仰止。本书“满足对外国行政法的学习和教学的需要”，更对于体例精心设置，体现“道心惟微”之意。

　　本书骨架之简要明确，重点之突出，跃然纸上。无怪乎成书十余年后，王老仍自信满满：“在10年期间，美国行政法可能有些变动，大变动不可能，一切变动只能是小变动。”

　　个理论体系。”对于体例，王老更精心设置，恰应了“道心惟微”之意。在体例安排上主体内容分为三部分，分别为“行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组织”、“行政程序”、“行政的监督和控制”，不禁拍案叫绝。其骨架之明确，重点之突显，跃然纸上。我国行政法学发展至今日，无非沿着这三部分所指出的三大领域前行：行政组织与公务员，行政程序，行政监督。

　　王老不仅高于其所处时代，在当下仍有标杆意义乃至“不朽”的重要原因在于重视但不盲从域外行之有效的制度，植根于本土的域外法制关怀。使这种所谓的“外循环”不至于纯粹在外而不循环。他指出，“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美国的制度其他国家不一定能够实行，但是从行政法的研究而言，我们对美国行之有效的制度，应给予应有的注意。”

　　三、面向本土与未来发展：以政府信息公开为例

　　王老的“三部曲”启迪、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现在是否也面临“过时”的嫌疑呢？笔者想这是很多圈内外的学人、学子都关注却未必明言的问题。在此不得不说，王老的著作表明，“王名扬时代”仍属于现在进行时，而未进入“过去时”。

　　《美国行政法》对行政公开部分不惜笔墨，从二十一章“行政公开(一)：情报自由法”、到第二十二章“行政公开(二)：阳光中的政府法和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再到第二十三章“隐私权法”，以三章的篇幅对行政公开进行阐述、研讨。

　　第二十一章开篇高瞻远瞩地指出“行政公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并指出公众的了解权和对了解权的限制构成行政公开的主要内容。经历十余年后，我国终于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为学界所诟病的，恰恰是在这两方面语焉不详：《条例》并未规定公众的了解权(或译为知情权，thecentertoknow)；同时，《条例》对于了解权的限制不清晰，既未规定“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对于不公开的范围也未予以明确，特别《条例》第8条从结果角度限制政府信息的公开，要求“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给实践中政府机关不当限制公开范围留下无尽空间。我国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之路仍漫漫。

　　正如数十年来如一日从事行政法学教学、研究和立法工作的应松年教授所说：王老不仅“准确地介绍了这些国家关于行政法的基本理念、主要原则和主要制度”，更尤为可贵的是，王老是在“充分理解、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以中国人的思维、眼光，用中国人的语言、文风，作出十分准确的介绍和阐述”，因此王老的著作“完全能为中国人所理解和运用，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启示力”。虽然现在看王老的某些结论存在局限或不足，但其微言大义、方法上的自觉、面向本土和未来发展的思路，仍具有启示和标杆意义；更何况，王老所指出的方向，我们仍未达致，甚至尚未实践。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