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金融风暴下的1.3亿农民工

　　留守农民工众生相

　　文/图 黄栋林

　　一方面,失业农民工留粤过年苦觅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企业主对经济形势忧心忡忡,年后是否招工,仍持观望态度。东莞劳资双方各有盘算……

　　1月14日,东莞樟木头石新社区一个篮球场内,一群年轻人正玩得起劲,几个“穿针球”引来阵阵喝彩。球场旁边三五成群地坐着三十岁上下的妇女,每人都带着小孩。她们不时把跑远的孩子拉回身边:“小心被球砸了!”从衣着上看,这些妇女已经很有东莞这个经济发达地区的味道了；可从口音上还是能分辨出,她们是外地的,被政府称为“新莞人”。

　　篮球场旁边的石马河静静流淌,河的对面是一片厂房。在夕阳的余辉照耀下,厂房上方两个字的剪影显得很暗淡:俊岭。

　　这便是在去年10月15日倒闭的合俊集团的两个工厂之一,该厂绝大多数工人都租住在石新居委会。工厂倒闭后,大部分农民工离开这里,如今依旧留守的都希望在年前赚到一笔钱再回家。篮球场边带小孩的妇女几乎都在合俊厂里打过工,而今很多人已经在出租屋里做了好几个月的专职主妇,“没赚到钱,又买不到票,过完年再回家!”

　　重新就业, 工资缩水四分之三

　　这群妇女大部分来自四川。宋大姐是四川达县人,1998年,一来东莞就进了俊岭玩具厂,直到去年工厂倒闭,整整十年。

　　宋大姐记得工厂关门那天,大家都跑到厂门口去讨要工资。“合俊的工资很不错。”她告诉记者,自己在俊岭厂做手缝毛绒玩具的活,正常上班每小时4块钱,晚上加班有6块多,周末8块多,一天工作8到12个小时,工资高的时候能拿到2000多元。

　　在讨薪工友的压力下,政府足额垫付了工资。于是,有部分人开始搬走,宋大姐则觉得夫妻俩都租住在石新,生活惯了,不愿离开。况且,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兴许还能找到新工作。

　　可这时找工作比宋大姐想象得难很多,合俊两个工厂倒闭,约6500名失业的农民工等待重新就业,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东莞出口产品的订单大幅度缩水,一些私企疯狂压低工人的工资。

　　宋大姐11月底才找到工作,现在一家电子玩具厂做上螺丝、装盒、打胶水等散工,白天一个小时才2.5元,晚上3元—4元,“工资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一!”宋大姐对这份工作很不满意,每月150元的房租以及一元多一度的电费、一元一方的水费,让她感到压力很大,她打算过完年就换个工作。

　　宋大姐在1月2、3、4日连续三天到樟木头售票处买票,可是从东莞东到达州原本245元的无座票都买到了350元以上。无奈之下,只能让丈夫先回家处理家里的事情,自己和同在樟木头打工的女儿过完年再走。“我来了10年,也就2002和2007年回过两次家。”宋大姐对家里丢荒的农田并不是很在意,毕竟在东莞她可以挣得更多。

　　“明年还回来吗?”记者问。

　　“不知道啊,看情况。”宋大姐眼里充满迷茫。

　　留粤过年, 反认他乡是故乡

　　来自四川南充的曾姨,1997年就和丈夫来到樟木头,“当时听老乡说珠三角钱好赚,就撂下了扁担、锄头来了。”

　　刚开始夫妻俩在一个楼盘“打建筑”,老公做泥水工,曾姨煮饭,分别给两个包工头做事,达成了月薪500元的口头协议。过了几个月,夫妻俩看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的儿子在家没事干,便把年仅14岁的儿子也接了过来,在工地搬砖。“一个月500块,怎么也比在家种地强。”

　　可惜一家人的愿望落了空,半年之后,工头跑了,曾姨和儿子的工资一分钱也没拿到。之后不久,二人进了合俊玩具厂。曾姨重操旧业——煮饭,儿子在工厂扫地。

　　现在工厂倒闭了,儿子回家了,她留在东莞带孙子,丈夫只能靠收废品为生。打听到回家的车票要500多块,曾姨无奈地笑了:“都出来十几年了,过年从来没回过家,在这边过年也一样。”

　　工友们也都觉得这几年在东莞打工,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真要离开,确实有些留恋。“在哪打工都是打工,这里钱还多些。”一个工友说,今年留在广东过年,就寄了点钱回家,一方面省了路费和过节的开销,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春节一过,很多人还没回来,找工作可能会容易一些。

　　“听说合俊过完年还开?”一个妇女边打毛衣边喃喃自语。

　　不堪高昂生活成本 举家搬至东莞找工

　　1月15日,彭明身穿红色夹克,脚踏一双“山寨版”阿迪运动鞋,一屁股坐在路边打好包的被子上,看着塘厦来来往往的车辆。冬日的南方街头让这个稚气未脱的小伙子满头大汗,一脸土灰。

　　彭明身边放着几床打包好的大被子,几个水桶里装着衣物、衣架,一个小型的台式风扇染满了灰尘,一卷竹席斜斜地靠在路沿上。这是彭明一家的全部家当。

　　他母亲和阿姨坐在旁边吃着面包,递过一包方便面,被彭明拒绝了。记者给他点了一支烟,被他母亲喝止:“不许学人家抽烟!”彭明掐灭烟头,在手里玩弄着。父亲和舅妈去找房子了,偌大的东莞,难道就没有一家人的栖身之地?

　　彭明一家来自河南安阳,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年纪的彭明已经在深圳打工一年多了。去年经济不景气,工厂订单少了,一家人的工资也大幅缩水,住在工厂宿舍每个铺位每月80元的高昂租金让这家人萌生了趁过年离开深圳的想法,彭明承担起为全家买票的重任。

　　他从关外的龙华到深圳火车站排了一整天的队之后,挤到窗口却被告知票已售光。失望的他把消息告诉了更加失望的家人,现在大家都不想继续在龙华打工了,如果过年还回不了家,怎么办?

　　这时彭明联系上了在东莞塘厦打工的舅妈,打听到塘厦租个单间也就一两百块钱,而且工资比龙华还高。他便和家人商量,能否先在塘厦住下,过完年就在塘厦找工作。

　　“塘厦工作好找吗?”彭明无助地问记者。

　　今年找工可能更难, 企业年后不着急招工

　　“今年经济形势不会好到哪里去,企业不急着招工,找工可能会更难。”塘厦一间精品厂的老板刘青(化名)对于年后经济形式的判断代表了一些用人单位的想法。

　　刘青工厂生产的精品主要销往欧洲,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由于去年的生产任务已经于去年9月前完成,所以暂时受到的冲击并不大。加上土地是自己的,节约了租地成本,因此,在过去一轮的倒闭潮中,他的厂挺了过来。

　　但是,今年的经济形势让刘青忧心忡忡。往年,过年前已经拿到一些订单,可现在一个都没有。刚刚接到一个公司的合作意向,对方要求价格降低20%—30%,“这肯定亏本,我宁愿工厂空着也不干,这就是拥有自己厂房的好处。”刘青判断,今年就算保证去年的客户量,订单金额都会少30%。

　　刘青抱着观望的态度,不着急招工。因为在他看来,农民工还是喜欢留在东莞,因为东莞包吃住,比在江浙打工“有着数”。况且,工厂很多手工制作的活儿可以外包给当地村民,这比请工人更廉价、方便。

　　今年很多工厂都延长了放假时间,假期一般在十天左右,一些工厂还让工人放无薪假,接到通知再返厂。刘青认为,这一方面确实是订单减少的缘故,而另一个原因是,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工厂解聘员工的成本大幅增加。给员工放长假,让工人自己提出解除合同,就可以达到变相裁员的目的。

　　“新劳动合同法保障工人利益是应该的,但是有点操之过急,有些工人故意消极怠工,逼你炒他。”刘青认为,这是逼很多老板“走路”的原因之一,他感觉现在办企业来自各方的压力都比以前大很多,土地使用税在2007年提高了,社保又必须得买,“过完年租厂房生产的工厂大部分都要倒闭。”刘青说得轻描淡写,手中的茶壶冒着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