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金融风暴下的1.3亿农民工

　　在打工族服务部过冬

　　瑟瑟发抖的外来工本欲从劳工NGO取暖,却没想到NGO自身也深感不适

　　农历腊月二十三,阿强没有回家的打算,而是搬进了新出租屋。

　　失业住上免费出租屋

　　他住进的新租屋,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大约80多平方。阿强说,原本每月550元的房租由“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垫付。

　　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上个月与挪威一家基金会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项目名称有点拗口:外来工社区公共空间的改造。合作内容之一就是由基金会出钱租房,作为开展社区活动的场地,房间同时供一些因失业而生活面临困难的劳工免费住宿。

　　“当然不是谁都可以住进来,只有和打工族服务部十分熟悉的老志愿者,才能享受这一待遇。”阿强有点沾沾自喜。

　　这项待遇的获得源于与打工族服务部的一段“姻缘”。用阿强的话说,这段“姻缘”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2006年,他刚从一家眼镜厂辞职,通过朋友结识了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并且在此实习了三个月,开始了他与打工族服务部长期深入的交往。他发现自己很喜欢公益组织的工作性质、内容和氛围,这和压抑的公司完全不同。他甚至与服务部的一位同事筹划了一家像打工族服务部一样的劳工NGO,准备以文艺的形式做劳工维权,但终因基金申请失败而告终。

　　3个月的实习结束后,他想转正,专职为服务部工作,但服务部却不需要这么多专职志愿者。他至今念念不忘地絮叨,“还很想做民间公益”,而且他一直是打工族服务部的义工。

　　招聘企业越来越少

　　现在摆在阿强面前最迫切的,是重新找到一份工作。

　　他在2008年12月6日毅然决然地辞了职。这个工作干了一年,是在游戏机配件厂做领班,月薪1300元,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很忙,而且无聊”。

　　此前,30岁的阿强在家乡武汉混了四五年,来广东闯荡了六年。1997年,他从中专毕业,此后的三四年里,做过建筑小工、管道工,在搬家公司做过苦力,月工资都是七八百元。

　　2002年,他跟一位老乡来到广州寻梦。在之后的六年内,他换了6份工作。此次辞职之前,他似乎并未冷静地考虑自己的处境:1300元的月薪虽然不多,却是一份稳定的收入。他出来这么多年,工资微薄,积蓄并不多,一旦失业,将面临如何生存的困境。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他越来越感到自己辞职的不明智,工作越来越难找了。

　　逢周三和周六,他就去人才市场看一看,但仅仅是看一看,“要么,是我不适合招聘单位,要么,招聘单位不适合我”。除找工外,他就整天待在家里看书或去泡网吧。

　　去年12月,他找到一个鞋厂的流水线工作,做了半天就逃掉了。除此之外,一个多月他竟然一无所获。阿强感叹道,“近一个月,招聘会是一场不如一场。”开始还有二十几家招聘单位,后来就剩下几家甚至两三家,十多天前,连求职者也越来越少。

　　进入1月份,周三的招聘会取消了。1月13日,周六,阿强再去看,人才市场的铁栅门紧锁,门前贴着告示:1月13日—2月14日,人才市场关闭。

　　表面轻松的阿强,越来越感受到压力,他甚至恨自己戴了一副500度的眼睛,因为招聘者老是认为,戴眼镜的人吃不了苦。

　　他口袋里的钱日渐减少,房租虽然不用出,但每天的两顿面条却是省不了的。两个月前,陷入困境的阿强向家乡的姐姐求援。3000元寄来,原准备用作缴纳明年电大的学费,但截止目前,已有数百元挪作生活费,被花掉了。

　　劳工NGO的冬天也来了

　　对阿强来说,打工族服务部目前除了为他提供免费住宿,还没有其他更大的帮助。

　　对打工族服务部来说,又何尝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服务部的办公室设在番禺广场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每个周末来参加活动的外来工挤满了狭小的房间,他们有的是来获取相关的法律知识,有的是来消遣解闷。服务部员工阿俊说,两年前服务部的老办公地设有图书室和娱乐设施,每天下班和周末都有工人来玩。

　　但在四个月前,情况变了。“对,就是在奥运会之后!周末参加活动和娱乐的工人,明显减少,原先每次活动有100多人,现在只剩下十几人。”阿俊说,“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变了,说明他们已经离开了番禺。”

　　与挪威基金会合作后,打工族服务部的办公条件得到了改善,原来的办公室保留,又租了现在这个更大的活动场所。但是偌大的活动场所,却少有人问津。

　　金融危机的寒意,外来工首先感受到,然后传导给打工族服务部这些劳工NGO,它们的冬天也来了。

　　2009年1月初的一天,打工族服务部的总负责人曾飞洋安排他的员工进行一项问卷调查,主题是“金融危机对外来工的影响”。20天后,147份有效问卷被回收。

　　“尽管还没有对问卷做分析,但从调研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外来工听到甚至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人减薪、放长假,甚至被解雇。”曾飞洋说。一直以来,打工族服务部擅长的是劳工工伤、职业病探访,并提供相关法律咨询。但现在,大批民工离开番禺,离开珠三角,服务部对于下一步做什么,似乎并没有充分准备,一时不知所措。

　　此次调研是否在为服务部后续行动做依据?

　　曾飞洋否认了,他说调研只是为工友和政府提供一些相关信息,服务部并无实力开展相关活动应对外来工失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做事太难了,首先是没钱。”曾飞洋无奈地说。2008年下半年来,服务部筹资似乎越来越难。与挪威合作的项目,对方只提供了不到两万元人民币。这或许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有关。

　　瑟瑟发抖的外来工本欲从劳工NGO取暖,却没想到NGO自身也深感不适。

　　春节后生活会否有转机

　　金融危机下,不少失业的城市白领选择学习,给自己“充电”。阿强也在读一个电大大专班,行政管理专业,每周三次课,都是晚上。不过,他的情况却完全不同。首先他是一年半前开始读这个大专,并非在失业后特意读的；其次,他的确没有白领那样宽裕的条件和从容的心态,他是在饿着肚子为自己“充电”。

　　阿强原先很庆幸地认为,自己读大专是打工族服务部对自己观念的改变之一,“如果我没有接触打工族服务部,或许现在还和其他工友一样浑浑噩噩地上班挣钱,而不知道通过学习提高自己。”

　　但是,失业一个多月后,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他觉得现在读书对自己更像是一个圈套,自己被套牢了。

　　每年3400元的学费,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挣钱来缴纳学费；但是现在工作机会很少,大专每周三次的课程又决定了他必须找地处番禺而且晚上不用加班的工厂,这大大缩小了他求职的范围。读书需要工作挣钱,而读书同时却限制了求职。

　　坚守在这里的阿强已无暇顾及如何度过孤独的春节,他只一心想着春节后会不会有转机,找到一份工作,挣得学费。否则,不但学费堪忧,即使是2008年11月开始拍拖的最新女友,也会像前数位女友一样离他而去。

　　至于这个春节是否跟女友去见他父母,阿强再三思忖。腊月二十五,他换上西装,打上领带,和女友一起到了车站。女友为他拍了一些照片,坐上了回广西老家的列车,而阿强孤身一人闷闷地回了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