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余代表”到“专职代表”

　　◎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代表的专职化。现代政治生活本来就需要精确的政治分工，人大制度的许多深层问题的解决均需以此为起点。

　　人大开会期间，人大代表们的言辞行动都会被媒体放大，并作为公共政治生活里的符号和方向而加以重点解读。

　　不过，相比媒体关注代表们开会期间的一言一行来说，我更关注的是代表们在不开会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原因很简单——开会时短暂的发言不过是日常积累的自然表现而已，真正决定其代表职能履行是否到位、提出建议是否有价值的因素存在于他们平日的政治生活。

　　我国有各级人大代表近290万人。这些代表在闭会期间的职责之一，是“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即与民众、专家、媒体建立起直接而广泛的联系，就民众关心的议题进行调查，这将促使人大代表在开会的时候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立法议案或者预算、政策构想。不过，这种理想化的情况往往难以成为现实，对一些代表来说，其与民众的接触和对民情的了解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很多选民都没有见过本选区的人大代表。

　　拿广州市的人大代表来说，虽然大部分代表能够积极参加闭会期间的活动，了解民生民情，但也有些代表在没有书面请假的情况下，较少或极少参加闭会期间的代表活动。如去年某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了7次闭会的代表活动，有4位代表只参加了2次。某区安排代表听取政府关于重点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应参加代表人数75人，实际到会人数仅有36人。

　　每年全国两会，网络上的民间建议总是十分活跃，各种各样的言论层出不穷，单是总理上线和给政府工作报告提意见就能吸引上百万网民的参与，网络上政治意见的活跃，表明我们这个社会有强烈的政治表达欲望，但也同时表明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正常和正式的政治表达其实并不充分，也意味着人大代表在履行代议制功能上存在着严重失职。即使近年来在人大代表中开展的述职评议活动，加强了对代表在人大闭会期间工作的监督，但其效果毕竟有限。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闭会期间的职能为何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有人把这归结为代表的责任心不强、代表的参政议政水平低等等。就算这些是事实，但代表们本身的政治责任心和水平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之所以如此，实际上是“代表兼职化”的必然结果。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行一种特殊的兼职制度，绝大多数人大代表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是每年有两个星期要开人大会议。要求代表们抛开养家糊口的本职工作而花极大的精力去做代议士，实在有点强人所难。何况代议工作本身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穷尽全部精力都未必能做好。所以，闭会期间的工作最终就成了一个“良心活”，做多做少全看代表们的自觉性。

　　前不久，广州人大《给代表的一封信》中指出，很多代表没能妥善处理好本职工作和履行代表职责的关系。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关系存在呢？对于官员兼职代表来说，他们同时代表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既是政府工作的审议者又是执行者，这总会让人感觉很奇怪。同时还有些官员也在抱怨工作繁忙，甚至连每年一次的正式人大会议都没时间参加。这是实在的问题，但也很好解决——没时间当人大代表，就不要当了嘛。

　　而对于其他阶层的兼职代表来说，本职工作和人大工作的冲突也导致许多人大代表的政治水平迟迟得不到提高，在政治生活中显得很业余。换一个角度想，他们本来就不是搞政治的专业选手，业余选手怎么可能赶得上专业选手呢。所以，再有人批评代表，我觉得都是假问题——你不能一方面不让人家成为专业选手，一方面又以专业选手的水准要求他们。所以，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代表的专职化。现代政治生活本来就需要精确的政治分工，人大制度许多深层问题的解决均需以此为起点。

　　作者： 唐昊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