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为毛主席做翻译最紧张 最难忘是总理送行
主持人:有很多网友提了很多关于您个人的问题,您现在已经70岁了,很多人称您为“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
吴建民:这个说法真的不敢当。
主持人:给我们讲讲您的故事吧?
吴建民:我小学的时候成绩是很差的,初中成绩慢慢上来了,我数理化很好,我外文也很好,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对物理也很感兴趣。我们毕业的时候班主任的意见很重要,有一天快放学了,在学校的院子里面班主任见到我,问吴建民你想报考什么?我说我想考北大物理系。他说你考北京外国语学院吧,我说我的兴趣不太高。那个时候班主任讲话比父母讲话重要得多,他有几句话,他说你比较全面,样子也不难看,你就报考吧,就这样几句话,就听了他的话,就没有报考北大物理系。
主持人:当时您的法语基础好吗?
吴建民:我初中学的英文,高中学的俄文。后来我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时候,有苏联老师来教我们法语。
主持人:您学了几年的法语?
吴建民:学了四年就毕业了,去了外交部。当时外交部为了培养后继队伍,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搞了一个高级班,我又学了三年。那三年中,一个月国家给42块钱,我很高兴的,我妹妹上大学我一个月给她20块钱,剩下的我自己够用了,就是这样来的。我学了一年半,到1961年1月,借调给共青团中央做法语翻译,我就去给中国代表当翻译。
主持人:您当时学了五年半就可以做翻译了,我们现在从初中就开始学外语,一直到大学,但是到现在采访都不行。
吴建民:这是教育有关了,当时我们翻译拿一个小镜子,你发音的口音是什么?每人有一个小镜子你的口形是否跟老师是一样,所以很严格,我1959年就当翻译了。
主持人:除了小镜子还有什么窍门?
吴建民:学外语的窍门第一个是要多听。你看小孩学话怎么学会的?他是听大人讲的,所以听很重要,你听准了发音才准,要多听。第二要敢用,我们有一些人见到外国人不敢讲话。学外语一定要有实践,敢讲。敢用的话有一些句子要慢慢的背着,能够脱颖而出。多听、多练,然后脑子里面不断的比较,两种文字要串一串。因为文字不一样,不像他讲中文然后把它翻成外语是什么意思,因为说法和表达方法不一样,所以不能完全太机械,要懂得文化。
主持人:您是翻译方面的权威和前辈了。胡主席曾经讲过一个词叫做“不折腾”,我们的翻译是怎么翻译的呢?
吴建民:是这样的,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我知道是外交部当时有人翻译的,这是一个新加坡记者提的问题,胡主席讲了话,他说“不折腾”是什么意思?而不是说这个“不折腾”如何翻译。我们中国人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不折腾”这几个字是在中国的背景下出现的,中国人懂,外国人没有一个相对这样的概念。“不折腾”它的翻译只能够接近,而不能完全一样,意思让你不要胡来就可以了,这只是一个语言,我刚才讲了是一个文化的载体。你得讲中文这个东西很鲜,但是中文的这个菜做得很鲜,但是好吃跟外国人的语言还完全不一样,菜做得很鲜跟好吃的意义是不同的。所以外文里面没有这个概念,你讲味道麻,四川菜麻,外国人是翻不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今天有点腰酸,外文也翻不出来,没有酸这个字。所以一定要考虑人家的文化,外文一定要学得深才能够翻译。
主持人:您曾当过毛主席、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网友特别感兴趣,给领导人当翻译都要注意哪些问题?
吴建民:老同志给我讲,说你去做翻译的时候第一要目中无人,这个时候翻译要非常集中,你脑子不集中那肯定会出错,这时候不能三心二意,患得患失很糟糕。第二嗓门要大。翻译的时候目中无人,嗓门要打,全神贯注把你整个的工作集中到翻译当中,听他怎么讲记下来,然后把它翻译成外文,这个翻译很重要。所以给领导人做翻译,首先要克服一定的心理上的障碍,不过当时给毛主席做翻译肯定是有一点紧张。
主持人:是什么时候?
吴建民:是1965年11月的时候,我当时26岁,有点紧张,但是主席讲的东西我基本上是翻译出来了。当时领导人要培养年轻人,让我们去试。因为我的经历在四川待过,南腔北调我的普通话也不标准,但是听方言还是能够听得懂。
主持人: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您作为中国首批派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前往纽约。30多年后,让您回忆,您觉得最难忘的是什么?
吴建民:最难忘的事是总理送行,当时总理给我们联合国代表团送行,我们非常开心,他开始在东南海怀仁堂开了一次会,总理很高兴,拿了名单,代表团就是三、四十个人,然后总理拿到名单一个人一个人念,念到的人站起来,还得有一点评论,当时我夫人跟我一起去,当时讲了一些情况,当时总理讲了一些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碰到一件事害怕不一定是坏事,这样你就会去研究,这样你就可以从这个事情当中摸索到一些事情,总理是有大智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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