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商冒充“最高院”人员卖书 各地30家法院上当

大图：唐梅和王启龙一个翻供一个认罪。

小图：邮寄“征订通知”也是推销书籍的方法之一。

　　“最高院”卖书 30家法院上当

　　受骗单位遍及18个省市 女书商否认教唆员工冒充

　　一年多前，法院还是唐梅和王启龙两人骗钱的对象，昨天两人就坐上了海淀法院的被告席。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他们竟指使公司员工冒充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向外省市法院推销法律书籍，从中获利。记者获悉，先后有30多家法院或检察院被骗。

　　女书商翻供称与己无关

　　庭审现场

　　“我并没有教唆公司的员工这样做，这是他们自己的行为，与我无关。

”昨天上午，被告人唐梅当庭翻供，否认她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称公安机关曾对她进行诱供，她的辩护人也为她进行无罪辩护。而王启龙当庭认罪，并称唐梅知道他公司的业务员冒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推销书籍。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6年2月至2007年9月，唐梅印制了《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司法解释及审判适用指导》（经鉴定为非法出版物）、《刑法罪名疑难问题精析》等书籍，并雇用杨某等人，冒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采用电话推销等方式，向外省市的多家法院、检察院推销以上书籍。经查，唐梅经营的北京昆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账户在此期间共收取各地法院、检察院汇入款项30笔，共计人民币5万余元。在2006年10月至2007年6月间，王启龙也以同样的方式向外省市法院或检察院推销书籍。而他所销售图书的来源，是批发自唐梅的公司。法院将择日对本案进行宣判。

　　多家律师事务所也上当

　　记者调查

　　庭审结束后，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在2006年和2007年的两年时间里，湖北、湖南、天津、山西、陕西、黑龙江、吉林等18个省市的30多家基层法院或检察院被忽悠从唐梅和王启龙处买书。其中，山东和河南属于重灾户，均有三四家法院被骗。此外，记者还注意到，湖南的一家仲裁委员会以及某省社科院的法学研究所，还有多家律师事务所也同时被骗。

　　昨天下午，北京几家法院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也曾收到此类征订书籍的信函。有关法律专家告诉记者，唐梅和王启龙的犯罪数额虽然不大，但其性质十分恶劣，“如果书籍中的法规错误，将很有可能造成法官或检察官运用法条错误，从而影响司法公正。”

　　买书号找人攒书

　　只有高中文化的唐梅是四川巴中人，1999年来京。2004年至2008年，她先后与亲友成立了四家文化或图书公司，但四家公司全是一套人马，经营范围也都是出版和销售图书。唐梅供述说，如此短的时间内成立四家公司是为了当一家公司出事后，另外的公司还可以继续经营。

　　也是在2004年，他们开始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推销书籍。2005年5月，他们承租了肖家河小学内的300平方米平房。2006年2月，他们除了自己卖书，还从事起图书批发。王启龙就是这时起开始从唐梅公司进书，然后再组织自己的业务员进行销售。唐梅称，他们所销售的书籍都是找人先编辑书稿，然后再联系出版社合作。记者获悉，他们先后从3家出版社买到过书号。

　　按省份区域推销

　　在唐梅的公司，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分工：她负责公司财务，丈夫马仕财负责印书，其他8名业务员负责冒充最高人民检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用电话推销。业务员平月保底工资为650元至700元，在这基础上，每推销一套书提成5%。

　　为了推销书籍，唐梅的公司安装了10部电话。唐梅供述称，公司的业务员之间也有分工，他们按照省份分区域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推销。据王启龙供述，业务员推销此类书籍有着固定的说话模式：“联系上对方后，告诉对方我是最高人民法院或检察院的×××，我们现在出版了一本关于某方面的法律书，这套书多么多么好，问对方是否要购买。”

　　记者了解到，除了电话推销，唐梅的公司还通过向外省市法院邮寄“征订通知”的方式推销书籍。受骗的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在给海淀警方的《说明》中称，之所以被骗，是因为“下发的征订通知上有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公章。”

　　成本八十标价八百

　　为了取信于被忽悠的法院或检察院，在对方表示出意向后，该公司会主动将样书给对方寄过去先看一下，确认后让对方把钱汇到公司的账号。

　　据出版圈的一位从业者告诉记者，唐梅的公司所出版的图书有的标价高达800多元，但其成本还不足80元。唐某也称，她们公司的书虽然以3折的低折扣批发给王启龙等人销售，但他们仍能从中获得利润。而他们向法院或检察院推销时，往往按照书的标价来征订，也就意味着每套书最多可赚取9成的暴利。而王启龙说，有些法院或检察院工作人员也会要求打折，但他最低只打到过7折。 晨报记者 白明辉 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