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曾说过，一切法律问题最终都是法律文化问题，一切法律文化问题最终都是法律思维方式问题，一切法律思维方式问题最终都是从对人性善恶的预设判断问题出发的，一切人性善恶的预设判断问题最终都根植于人们的经济政治关系。民主法治就是各种善恶理念及其实践碰撞的结果，而表象背后则是经济利益关系的翻腾不息
政治家是掌握权力或拥有权威的人物，是一个社会的强势群体，现代法律既要限制权力，又要依赖一定的权力运行程序来确立，更靠一定的暴力来执行。
因此，政治家在民主法治中的作用不亚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理应得到充分的研究。因此，我就开始了本书的写作。
法律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代人必有一代人的治国方式。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并不是一个人有多大的才，历史就给他提供多大的舞台，而是历史有多大的舞台，你才能施展多大的才。
郝铁川
我曾在大学讲授中国法律制度史达十年之久。毋庸讳言的是，不少本科学生不太喜欢这门课程。平心而论，学生对法史课程缺乏兴趣，并非市场大潮下学生的红尘功利之心使然，而是教材和授课者都没有能把真实鲜活的法史告诉学子。就教材而言，本应含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人物、事件等丰富多彩的法律史，却往往成了单纯的中国立法史；从授课者来看，本应把任何一部法典、一条法律规则都放在历史的十字交叉点审读，融进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汇成的大河中解析，但在教学实践中大都成了茕茕孑立的法律解释。
有感于此，我曾先后撰写了《中华法系研究》、《中国著名法官评传》和《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沿着这一思路，我的目光自然就到了政治家与法治关系的领域。如果说探讨法官与法治关系的论著已经汗牛充栋的话，专门研究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家)与法治纠葛的论著则寥寥无几了。法学是人学，法制史是人的历史。关于法学家、法官、律师等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在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学界颇多论述。但对政治家在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却鲜有专文探讨。政治家是掌握权力或拥有权威的人物，是一个社会的强势群体，而现代法律既要限制权力，又要依赖一定的权力运行程序来确立，更靠一定的暴力来执行。因此，政治家在民主法治中的作用不亚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理应得到充分的研究。因此，我就开始了本书的写作。
民主法制的形成 民主法律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有人认为是不同政治力量博弈的产物，有人认为是历史传统演变的结果，有人认为是立法者从人类的道德规范中筛选而成等等，不一而足。但我认为，政治家的价值观念是民主法制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美国第一个废除君主制、实行民主共和制；第一个实行联邦制度，用宪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第一个以成文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第一个完成了政教分离，把宗教信仰划入私人自主范围。这四个史无前例的“第一”为美国三百多年的发展保驾护航，功不可没；对其他国家的制度建设影响巨大，世所公认。那么这四个第一是怎样被创造的？虽然答案多多，但大都绕不过华盛顿的价值观所起的作用。正是华盛顿拒戴王冠，甘为布衣，从而杜绝了君主制在美国的产生。正是华盛顿主持了宪法的制定，使人类首部成文宪法顺利降临。正是华盛顿支持了联邦党人，促成美国三权分立、联邦制和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正是华盛顿具有高尚的品德，所以他既没有像英国克伦威尔那样从革命军的总司令演变成一个独裁者，也没有像法国的拿破仑那样利用自己的威望戴上皇冠。他的价值观阻止了旧制度的复活，推动了新制度的诞生，许多做法演变成了日后的规则。
过去我们常说因为防止人类之“恶”而构筑了法治篱笆，华盛顿的事迹则告诉我们人类之“善”也是法治之源。
有人把近代以来的国家历程划分为创建、建设和管理三个阶段，创建阶段主要依赖军事家，建设阶段主要依赖工程师，管理阶段主要依赖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士。此论是否确当，暂且存而不论，但它至少揭示了一定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要求统治者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的道理。20世纪以前，华人社会长期被西方社会视为“脏、乱、差、贪、赌、愚”等人类劣性聚集之地，而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系的李光耀，将西方的法治传统和华人的德治传统有机结合，把新加坡建成了可以和西方花园国家瑞士相媲美的东方花园国家；用使人不能贪、不敢贪、不用贪和不想贪的体制、机制把新加坡建成了举世公认的廉政之国。而近代英国的克伦威尔由于知识贫乏、理论思维简单，没有承担起奠定英国近代国家管理制度基础的历史使命。
愚昧无法治。近现代的民主法制不仅理念方面与以前大相径庭，就其具体知识方面也比以前“约法三章”之类的法制复杂千百倍。发达国家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多为法学专业之士，绝非偶然。法律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代人必有一代人的治国方式。
时势决定英雄的命运 政治家的能力、学识、性格等不仅与天赋有关，更与经历相连。解放战争初期，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作为党政一把手的邓小平，在艰难困苦和责任重大的环境中，性格一下子变得十分沉稳，少言寡语。他一生“三起三落”的经历，更使他形成了一种遇事不怒或含怒不激、不屈侮辱而又忍辱负重的钢铁般的意志风格，这对他晚年坚定不移地开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影响至大。而反观戈尔巴乔夫失败的改革，则与其仕途一帆风顺、意志不够坚强有重大关系。
挫折有时会使人成熟，苦难有时会变成人的财富。没有必要的挫折，人不会聪明；没有一定的苦难，人只会浅薄。“少年得志大不幸”，不幸就在于缺乏历练和磨难，容易狂妄自大。成功需要机遇，更大的成功则需要挫折。与其说性格决定命运，还不如说经历决定命运。
时势决定英雄的命运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一剧中设计了两句有名的道白，一句出自伽利略的一个门徒之口：“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多么不幸啊！”另一句是伽利略本人的回答：“不！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呀！”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在新旧制度交替的革命年代和社会剧烈改革的动荡时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或许是不能缺席的。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真理开始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历史常常是少数先知先觉者带动后知后觉者的过程。但在平静和守成的和平建设岁月，假若一切都能依法办事，扭转乾坤的政治家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因为法治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和谐秩序，是一种普遍而平凡的生活方式。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并不是一个人有多大的才，历史就给他提供多大的舞台，而是历史有多大的舞台，你才能施展多大的才。变革战乱时期，常常是一个破旧立新或制度需要重大修正的时期，因此政治家的性格可以凸显，理想可以驰骋，学识可以运用。到了承平、守成(事物相对稳定)时期，政治家必须循规蹈矩，依照民主程序和法律规则治理国家，个性不可能像在变革、战乱年代那样张扬。试看当今西方许多国家的政党竞选纲领大都大同小异，竞选结果呈现为有规律的“钟摆效应”。这并非今不如昔，而是时代的特性决定了政治家的个性。
“一篇读罢头飞雪”的感觉 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全盘西化，只有把西方民主中具有普适价值的内容与本民族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进行有机地“嫁接”，才能让民主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根、开花、结果。而如果以战争的简单方式向别国押送民主，就会像美国在今日伊拉克那样，欲罢不能，欲干不成，风驰电掣地来，最终是灰溜溜地去。老杜威说过：“每一代人都必须为自己再造一遍民主，民主的本质与精髓，乃是某种不能从一个人或一代人传给另一个人或另一代人的东西，而必须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问题与条件进行构建。”民主是一种时代性知识，又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政治家只有遵循这一规律，才能在民主法治现代化的事业中“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而当我写完这本拙著的最后一个字时，顿生“一篇读罢头飞雪”的感觉。政治家、历史人物在民主法治中的作用太重要、太复杂了。他们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拐点造就者：国家因他们不同的民主法制活动或走向繁荣稳定，或走向衰落动荡。经济发展有周期，政治发展也有起伏。
我坚信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但人民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其间有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民主法治的事业就是通过先知先觉者带动后知后觉者、改造不知不觉者进行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就是先知先觉者，他们是散落于民间的创新智慧的集大成者，他们的美德往往是先进制度形成的源头活水，他们的行动常常是先进制度确立的临门一脚。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法官审案的重要规则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我们不应该到那些未必是职业法学家的杰出历史人物的智慧中寻找吗？
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说过，满足欲望的历史，就是财富拓展的历史。其实，法律拓展的历史也是情理欲杯葛的产物。过去我曾说过，一切法律问题最终都是法律文化问题，一切法律文化问题最终都是法律思维方式问题，一切法律思维方式问题最终都是从对人性善恶的预设判断问题出发的，一切人性善恶的预设判断问题最终都根植于人们的经济政治关系。民主法治就是各种善恶理念及其实践碰撞的结果，而表象背后则是经济利益关系的翻腾不息。本书落笔之际，我更坚信此论。
（作者系香港中联办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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