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起刑事案件所引发的舆情态势值得法律界高度关注。一是邓玉娇刺死官员案，一个是早先的习水嫖宿幼女案。从目前两案的发展进程看，习水案已经被改变管辖，由遵义市人民检察院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舆论已稍显平息，但质疑嫖宿幼女罪的反应仍然强烈。
而邓玉娇案的舆情更是汹涌，网民普遍表示出对犯罪嫌疑人的同情乃至赞颂，认为邓玉娇是正当防卫的烈女，营救烈女的网络呼声已经变成了现实行动。（《时代周报》5月21日）
近年来，一些个案在媒体的传播下演变成影响性诉讼，民意的介入最终导致司法的公开与纠偏，这已经成为舆论监督的一种流行趋势。在这种背景中，上述两起案件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响并不奇怪，但让人担忧的是，随着公民表达的充分与广泛，舆论监督的界限也突破以往质疑的底线，直接对司法专业判断形成干预。
某种程度上，习水案和邓玉娇案开创了全民法官时代，几乎所有的评论，无论作者是否深谙法律知识，都在履行一个法官的专业判断。在常人的法律认知里，习水案似乎是一个铁定的“强奸案”，检方选择的罪名无疑是在“侮辱群众的智慧”；而邓玉娇的行为显然是正当防卫。在尚未完全掌握详细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尚未搞懂定罪量刑的基本原理，尚未准确从法律上区分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差别的前提下，仅是依据媒体披露的事实，就断然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
对司法机关而言，应对舆论既要敞开胸怀、包容接纳，同时也要理智甄别、以理服人。针对大众对专业法律问题的误解，最好的沟通方式就是答疑解惑，“心平气和”地作出法律释疑。
就邓玉娇案而言，刑法上正当防卫的认定，原本就是一项十分复杂、精细的专业难题，其与防卫过当的界限往往并不清晰。在具体的案件中，到底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必须依赖全面而细致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作支撑。即便是从现有媒体报道的事实看，考虑案发的时间、地点等因素，很难说邓玉娇就到了非要采取刺死人的方式来实施防卫的程度，即便是一种防卫，其行为在法律上也更接近于防卫过当。但是在一般人的认知范围内，对正当防卫的时间、强度等要件并不熟知，对于“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防卫过当也会构成故意犯罪”等也存有认识偏差。很显然，对于这种激愤的民意尤其是网络舆情，司法部门不应“三缄其口”，而需要作出更为详细的解答，以获取民意的理解与认同。
就习水案而言，从严格的法律规范意义上分析，仅依据媒体公布的事实，也难以认定涉案官员的行为构成强奸罪。虽然在法律上，嫖宿幼女罪侵害的对像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卖淫幼女，许多人认为习水案中的孩子并非为了金钱或财物自愿出卖身体，而是在受到“打毒针、拍裸照、殴打”等手段胁迫后，才被迫就范，所以不能认定为卖淫幼女。他们忽略的一点是，在认定嫖宿幼女罪的客体要件上，如果幼女是被他人（而非嫖宿者）引诱或强迫卖淫，则司法上不要求幼女自己认识到行为的卖淫性，只要求客观上存在卖淫（交易）行为即可。
不难看出，囿于专业知识的壁垒，舆论所代表的民意也可能与法律理性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的舆情激荡下，司法机关的职责更重，除了要“心无旁骛”地恪守法律理性，让司法避免舆论的干扰；更需要及时释法、释疑，向社会传播正确的法律知识。如果对民间的质疑不闻不问，势必会加深司法与民众的隔阂，扩大专业鸿沟下的舆论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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