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的两起公共事件——辽宁本溪的张剑刺死了一个闯入他们家进行暴力拆迁的人，湖北巴东的邓玉娇刺死了强迫其提供异性洗浴服务的干部——激起了舆论对“正当防卫”这个法律名词的热烈讨论。也许因为两个被刺伤的对象都是公众向来深恶痛绝者，一个是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制造过许多血案的暴力拆迁者，一个是权势熏天、身上有许多污点、能激起公众许多恶劣想象的小官僚，加上张剑和邓玉娇符合大多数人对弱者形象的想象，情节也符合公众“强者压迫弱者，弱者愤起反抗”的文学想象。于是，多数人都认为，两者都属于正当防卫，且没有防卫过当，不该承担任何责任。

　　力挺两案属正当防卫者，有两个逻辑听起来似乎很合情合理，很有常识上的诱惑性和说服力，但如果坚守法律理性和严格尊重法条，会意识到这两个逻辑的合情理而不合法理，只能在网络跟帖中发泄一下情绪。

　　一种是类比的逻辑，将被刺死者的错误和罪过与法律条文中明确界定的条文进行类比，来证明这也属于正当防卫。他们知道，如果纯粹从正当防卫的法条和要件来看，将张剑和邓玉娇的杀人说成正当防卫非常牵强。因为正当防卫要求防卫者“不要超过必要的限度”，从张、邓两人当时的情境来看，杀人显然超过了防卫的必要限度，避免被伤害并没有必要置人于死地。他们知道按“一般情况”说不通，于是转向作为特殊情况的“无过当防卫”，因为法律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可无论是张剑面对的暴力拆迁，还是邓玉娇面临的“强迫提供异性陪浴服务”，都不属于“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于是许多人使用了类比逻辑，暴力拆迁侵犯他人的财产利益并对生命构成威胁，跟行凶杀人或抢劫有什么区别呢，这种公然的施暴甚至比杀人和抢劫还要严重。“强迫提供异性陪浴服务”跟强奸有什么区别呢，陪浴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发生性行为。自愿异性陪浴属于色情服务，而强迫提供这种服务不就跟强奸一样了？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法律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这种类比。成文法国家特别强调严格尊重明文法条的字面意思，法律说是什么就是什么，罪刑法定，反对进行类比。

　　从常人经验来看，许多暴力拆迁其性质也许比杀人和抢劫更严重。暴力威胁到生命，拆迁无异于抢劫——可“就是”也罢，“无异于”也罢，纯粹是一种带着感情色彩的道德和文学描述。暴力拆迁就是暴力拆迁，杀人抢劫就是杀人抢劫；强奸就是强奸，与“强迫提供异性陪浴”相比，这是法律上两种不同的罪行——必须严格尊重法条字面的意思，而不能根据我们的道德联想和经验想象进行法律上的类比。法条必须是明确的，可以随意类比的话就跟暴政差不多了，自由衡平和裁量的法官就成了专制君主。同样，正当防卫条文中所言的“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也有严格的法律要件，不是什么犯罪都可以类比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是什么行为都可以解释为正当防卫。

　　另一种很有诱惑力的逻辑是进行反问，用设身处地式的反问，把反对者推上一种难以拒绝的境地：如果当你或你的家人遭遇肆无忌惮的暴力拆迁时，你能够理性地计算怎样才是“不超过防卫的限度”吗？如果邓玉娇是你的妻子或女儿，当她面临一个淫官亢奋的性侵犯，愤起反抗刺死淫官时，你会冷静地说这是防卫过当吗？这种把人推入具体情境、逼人设身处地考虑的道德绑架，听起来很有诱惑力。是的，陷入具体情境中的人很难保持理性和冷静，我们向来喜欢美化这种血性，以有血性为荣，视忍气吞声为懦弱和耻辱，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愿当缩头乌龟。其实，法律不是无情物，本就是设身处地、融合共通理性的造物，为了避免情绪暴君操纵正义，所以公众通过社会契约，认同将正义交由法律裁决而不是某种情绪。那种貌似很有感召力的反问，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情绪罢了，法官必须站在公正旁观者的位置上去判案，而不能设身处地地把自己假想为一个被强者欺凌的、受压迫的弱者。

　　对这种反问的逻辑我同样可以反问，如果你是被张剑和邓玉娇刺杀者的家人，如果你是刀下之鬼，你还会赞成这是正当防卫吗？换一种利益立场，换一个身份，观点会完全不同，这样的设想其实是没有原则的。法律判断不能为某一个人设身处地，而要为每个当事人设身处地，那就是一种抽象的正义。

　　对正当防卫的理解事关人命，事关这个社会的秩序，甚至事关整个法律秩序，因为防卫与报复的界限很难把握，很容易演化为一种正当的血腥报复。如果凭着一种情绪冲动去理解正当防卫，轻易将某种行为认定为正当防卫，社会就很容易被引导到一个人人互相为敌、动辄索命、动辄持刀相向的野蛮丛林中。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对正当防卫都是非常谨慎的，对其作了非常严格的限定。严谨的法律，拒绝那种轻薄的类比和煽动仇恨的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