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银行”搭建了农地确权之后产权的“集体流动”的经济平台；每月举行的“村民议事会”成为农户提升“议价能力”的组织基础；而政府成立的担保公司则有利于打通农地“抵押”的政策通道。

　　6月8日，皇城村33个村民议事会代表开会商议本村土地的定价问题，“和一家来自成都的金银花种植公司谈判”。

　　“我们定的是每亩每年租种价格240-280元，在现阶段，还是外来的承租方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价格低了，村民不干；但是太高了，承租方就不干了。”皇城村农业资源经营专业合作组织的理事长王顺富对记者说。

　　类似的村民议事会，在四川彭州市磁峰镇下辖的皇城、滴水、鹿坪等村落定期举行。

　　王顺富所在的皇城村，已经有1000多亩土地“存”进了这家还设在板房里的“农业资源经营专业合作社”，等待村民议事会集体定价后向外出租。

　　“‘土地银行’是别人起的，叫起来顺口，工商注册的名字还是这家合作社。”王顺富说，“土地‘存’进来的前提是——土地的确权工作已经在去年完成，台账面积清晰，经过意愿调查，由农户自愿签字，出租土地。”

　　“土地银行”试水

　　所谓“土地银行”，其实就是最初由合作组织这样的中介机构根据地理位置、土地肥沃程度、升值潜力等，对农户的土地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储存价格；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土地定期存入土地银行；“土地银行”将农户存入的土地进行适当打包、整合或适度改造，在维持基本农业用途不变的前提下，“贷”给其他土地需求者(如农业企业、种植、养殖大户等)，土地需求者向“土地银行”支付土地的储存价值、整理开发价值以及两者之和的同期贷款利息，“土地银行”再把储存价值兑现给农户。

　　“5·12”地震造成皇城村整体性毁损，不得不从原址迁下山来。目前，皇城村的新居正在附近营建，原有的土地因而空闲。

　　“3000亩耕地，3000亩林地，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搞‘土地银行’，无非是为了给这些土地找到出路。”王顺富说。

　　2008年12月17日，皇城村农业资源经营专业合作社在当地的工商注册成立。按照协议，村民将零散小块、产权明晰的土地通过“土地银行”这一市场中介组织在不改变农业用途的前提下转租给承包商或种植大户，合作社按照一定的市场价格，付给农户租金，合作社收益主要来源于土地入社和贷出租金的差额、实际丈量土地面积和入社面积的差额及其贷出租金、企业或业主与合作社合作所支付的服务费。

　　“可以说之前进行的土地赋权只是搭建制度平台的第一步，给予了农民选择权，农民能不能通过这个平台实现他们的财产权利，以进一步深化已有的改革成效，最主要的是表现在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打通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对流的通道，而有效的遏制农村要素大规模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认为，分散的农民产权和目前发生的小规模农地流转也很难适应农业产业项目大规模成片的需求。

　　城乡统筹综改试验区为农民合作社的建立提供了动力和机遇。在成都周边地区，一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户合作组织主体已经开始培育并发展起来。

　　都江堰市目前已经建立了2000多个基地，颁发了1000多个组织机构代码证。而温江区的股份合作社，彭州的“土地银行”都是这一思路之下的阶段性实验产物。

　　和以往其他地区出现的“土地银行”不同的是，成都地区在“5·12”地震之后涌现出的“村民议事会”为农户的“市场议价能力”担当了组织基础。

　　“我们的架构刚刚建立，比较粗糙，但是该有的都有。”王顺富说。

　　挂在合作社简陋的板房办公室的墙上的规定有这样的表述：本区域土地的存入、贷出情况由理事会决定；由村民直选产生的存地户代表组成村民议事会，每月八号召集会议，就村中诸项事务“一事一议”；从议事会中选举出成员组成监事会，有权监督理事会成员，并行使罢免权。

　　最重要的是，这个由存地户选举出来的代表组织可就租地定价、农产品定价和外来的业主谈判。

　　“当然也有权决定土地租还是不租。”王顺富说。

　　皇城村12祖村民黄家生告诉记者，因为自己土地适合种植药材，土地收益比用240元每亩的价格租种出去要划算得多，因此没有参与“土地银行”。

　　另外，村民议事会对于合作社的收益也拥有决定权。按照章程，合作社收益分配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由成员大会讨论后决定收益分配；共同部分，其中业主缴纳的风险金用于合作社生产，公益金用于成员社会公益事业、公积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

　　按照合作社和金银花种植公司签订的土地贷出协议：乙方支付给甲方的土地流转费用为260元每亩每年，每五年递增20元。签订的合同期为30年。

　　现在，这家合作社所在的皇城村9组拥有的3000亩土地，以这样的价格租出去的已有1000多亩。其中600亩种上了金银花，300余亩速生林以及250亩猕猴桃。

　　王顺富说，要等这些项目一个周期见了成效之后，根据市场的“信号”再决定其余2000亩土地的流转价格。

　　“现在的土地存入价格和贷出的价格都太低了，我们还没有赚到什么‘存贷差’，现在连办公经费都欠缺。”王顺富说。

　　抵押通道待畅通

　　事实上，站在历史节点上的成都综改，目前面临的问题也许比它曾经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确权工作完成了，赋权已经清晰，合作组织建立起来了，市场要素开始对流了，但是目前从总体上看，还是农村的钱往城市里流，怎么让城市的钱往农村流？” 郭晓鸣说，“必须看到，目前进入流转的农地是有限制的产权，而不可能是所有权的产权，那么下一步要深化土地改革，就必须要有金融方面的突破来配套。”

　　和王顺富们不同，成都市和四川省对于利用土地产权可流转组建起来的各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最为忧虑的是，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在郭晓鸣看来，目前的金融资源城乡配置不合理，农村金融竞争不充分和供给严重不足，是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

　　“银行不担心农民的还款信用，农民是信用最好的征信群体，但是目前金融要进入农村，要求的是扩大农村贷款抵押物的范围。解决之道之一是，政府要对这些金融机构建立风险分担机制。”郭晓鸣建议。

　　这样的由“政府提供兜底”担保机制在出现了“土地银行”的彭州不能说没有。彭州市农村产权流转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于去年8月14日已经成立农村产权担保科。

　　但是，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包括王顺富在内的很多农户或经合组织并没有和农村产权担保科有过实质性的接触。

　　“如果担保公司愿意为我们通过集中居住、土地整理之后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做担保，我们何必还要把土地租出去？如果有政府担保支持，当然宁肯自己做项目。”王顺富说。

　　“目前的当务之急，还是灾后的农民自建住房的担保融资业务。原因很简单，以房屋产权作为抵押物，程序上简单，为自建住房提供抵押反担保目前运作已经非常成熟。”彭州市农村产权流转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产权担保科科长陈本聪表示，“以农地流转土地使用权作担保，整个成都地区，目前也只做成了12单而已。原因很多，但是农民的还款信用绝对不是主要原因。”

　　按照这家担保公司成立的初衷，只要农户提出担保申请，由银行和担保公司同时审查，符合条件就可予以担保。

　　“担保公司这边，对于确权后产权明晰的土地，来做担保的渠道是通的，我们的风险主要在于，农户能不能有效地利用信贷资金。”陈本聪告诉记者：“目前像是‘土地银行’这样的经济组织，作为一个法人，实际上架构还是比较松散、管理不够规范、部门制度不够健全、组织运作的效率也比较低，存在占用资金或者资源的可能性。”

　　“对于经济合作组织申请农地使用权做担保，从程序上、法律上都是通的，但是目前的信誉环境不是很好。”陈本聪说。

　　“说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农地流转之后，承租方的租金是一年一付，这样就没有操作性。担保公司很看重这个东西，如果30年的租金一次性全部付完，那么我们针对租金的标的价值，完全可以设置反担保措施。”陈本聪说。

　　和陈本聪一样，不少前来彭州磁峰镇皇城村调研的专家认为：对于正在蹒跚学步的“土地银行”，由于其所依托的农业资源经济合作社目前还是缺乏资金的“空壳”组织，要把集中起来的土地作为可向银行提供的抵押物，需要以政府信用作担保介入，除了要先在“县一级领域”取得突破，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有产业支持，对于集中的土地达到“一定规模条件”的，可以在综改实验区框架下，先行先试。

　　“没有政府产业支持，没有规范的制度承诺，银行的担心会一直存在。”郭晓鸣认为，以政府信用做担保，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对“农业的补贴方式”，从过去“平均化地补贴个人”到补贴“真正从事农业项目”的组织或者个人。

　　“必须要有规范抵押、担保等一系列的配套制度，来解决土地集中过程中融资问题。否则可能一放就乱。”郭晓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