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歌我哥》的浅吟低唱

　　“作为一个早已习惯于以大阵容在几千人的歌剧院演出的人，突然有一天让你一个人独自为二百人演出，而且是从歌剧演到话剧，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这个戏讲的是我和我哥的亲身经历。我是演歌剧的，被人尊称为歌唱家；而我哥是一个普通的职工，没做过什么大事。在别人眼里，我们两个人反差巨大。但是，当我正在纽约演歌剧，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我哥病危了，我立即请假赶回北京来看他，我们俩在医院里待了3个小时之后，我们之间发生了逆转。这是我们兄弟俩第一次面对面、安安静静、没人打扰地谈一谈我们兄弟间的事情。我发现在那3个小时里我重新认识了他。他的身上、心里有很多我很羡慕的东西……我们还唱了很多歌，都是跟我们成长有关的歌，虽然我是专业唱歌的，但我发现自己这么多年想找的东西、有时候感觉到很麻木的东西，在跟我哥唱歌的过程中，我从他那里找到了。

　　“我被他唱起歌来的那种动人、真挚、激情，他的眼睛、动作、表情、唱歌的方式等等完全迷住了，原来我都不知道他是对音乐这么有感觉的一个人。如果有机缘，我想他会是一个真正的歌唱家，也许不会是我。我从他身上想到了很多自己内心的挣扎，说深刻一点就是从他的镜子里逐渐地认识了自己。因为在西方，歌剧是上层社会的事情，距离普通人很远。很多年来我面对的都是歌剧院舞台下珠光宝气的西方上层人物，演出完毕跟他们喝香槟、交流音乐，大家身着燕尾服……这种生活有时候会把自己给弄丢了，让人不知道身在何方。所以，通过跟我哥交流他的经历、一起唱歌，让我觉得自己也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么，表演自己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想必会非常容易和顺利？田浩江却说恰恰相反。

　　“大家都觉得演别人很难，因为你不仅要形似还要神似，但其实演自己更难。因为你要诚恳地把内心深处的真实跟观众讲出来，把自己完全打开，但事实上人们更习惯有所保留。所以，我写剧本和排练的过程，就是和导演一起一点点地把真实的自己拿出来的过程。”

　　田浩江说在《我歌我哥》中共有两个再现真实生活的场景：一个是歌剧院的化妆间；一个是北京医院的病房。他一人在其中分饰自己和哥哥两个角色。“我会带着大家在这两个时空中走来走去，有交错的故事，也有歌。如果台下的观众愿意，也可以上台来跟我一起唱，甚至跟我一起交流他在看戏中的感受。”

　　听到这里，不得不承认田浩江的《我歌我哥》的确是个“实验”。真实经历、一人到底、和观众互动，拎出其中的哪一条都是当今舞台上罕见的情境，更何况它们聚集于一台戏。但做实验总会有风险，田浩江准备好了吗？

　　“我在筹备这个戏时也有很多朋友对我讲，说只是演经历可能不够，即使它来源于真实。因为演戏一定要有冲突、高潮和起伏，一个人把一段简单生活再现一遍，观众不买账怎么办？但我却坚持我的内容。因为我觉得生活中并不是永远有高潮和冲突，更多的时候是平平淡淡，现在的人越来越忽略这些平淡。所以我在这个戏中不想编任何故事，就想带大家一起静静地品味平淡和真实。”

　　说到此处的田浩江露出一份诗人般的情怀：执著、纯粹，他说他最喜欢的诗就是陶渊明的《归田园居》，诗中那份返璞归真的自然扣进了他的心坎里。

　　也许《我歌我哥》的尝试更像是另一场唐•吉珂德式的“斗争”，它让我们看到，在夸张喧嚣的时代里，依然有忠诚于内心的理想主义者，不扭曲、不流俗，为真实高歌，向信仰前进。

　　与西洋音乐的痛苦咏叹

　　只要听过田浩江的演唱，他那充满磁性、深河一般的嗓音就会成为你不可磨灭的记忆。但是，当一次又一次面对关于如何与西乐相识的询问，田浩江的回答简直叫人哭笑不得。“我小时候很不喜欢西洋音乐，这其中有一个原因。那时我头发根儿里得了一种皮肤病，医生说我是亚洲第三个病例，那病稀罕得连名字都没有。由于当年的治疗手段有限，医生就给我吃一种能把头发根儿扩展开的药，然后就给我拔头发，全部拔完以后再在头皮涂上另一种药，要这样往复三次。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在部队从事音乐工作的，所以他们一给我拔头发就放西洋交响乐唱片。我当时虽然还根本不知道贝多芬是谁，但是却知道这种音乐一响就要拔头发了……所以，那时候只要西乐一响，我的头皮就发麻、疼痛，所以，我对西方音乐的最初感觉完全是痛苦。”

　　田浩江病好以后，父母打算培养他学弹钢琴。“钢琴的音乐和西乐唱片太像了，我弹奏每一个琴键时心里都是病痛的回忆，所以当时特别不愿意学。”紧接着“文革”到来。不想这场一代人的生命浩劫却是少年田浩江的救命福禄，“因为我的钢琴老师被打成反革命了，所以我终于解脱了。”他说老师被打倒那天他很高兴，跑到院子里喊革命口号。但是多年后他回到北京，却专程找到那个老师向他致歉。

　　一嗓子喊出了条歌唱路

　　从少年到青年，命运似乎安排着田浩江和音乐渐行渐远。“我在中学毕业后做了6年半的工人。”在那个盛行知青下乡的时代，能留在北京的田浩江似乎是幸运的，但他却充满苦闷。“我的艺术天分在中学时开始显现，我会拉手风琴、作曲、指挥，是学校的文艺骨干。”这样的人每天在工厂钣金，等于挣扎在现实的沼泽里。但命运，这个人人都想参透的大谜，却在冥冥中派了个人来，“他跟我说你应该走唱歌的路”。

　　1975年的一天，田浩江骑着自行车去东城区找个朋友，对方家住5层，他懒得爬楼，就在楼下高喊朋友的名字。“我记得当时是个夏天的中午，我的朋友并不在家，结果4层有个窗户开了，一个人伸出头来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你这个小伙子挺有意思，上来和我聊聊天。我在那个人家呆了大约不到5分钟，他是一个唱歌的，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不记得他的样子，但他当时对我说，你的声音不错，应该找一个老师学唱歌。”

　　1976年，田浩江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考。“我当时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那一届是全国招生，声乐系只招17个学生，北京仅有一个名额，却有好几百人报考。”结果他被录取了。

　　田浩江后来的歌唱历程依然样有艰辛、有困阻，但更多的却是凭借自身努力更上的层层高楼：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出国深造、登上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光阴荏苒，达到巅峰状态的田浩江创作丰富，进入在舞台上挥洒自如的境界。梳理他众多优秀作品，其中与华人艺术家郭文景和林兆华合作的歌剧《诗人李白》堪称他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