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结束后，受害者家属陆续走出法院大门。

车祸肇事者孙伟铭的父亲孙林在进入法院前，回避媒体采访。

　　孙伟铭案昨日由成都锦江区法院主持调解

　　百万赔款仍差11.7万没凑齐 死者亲人不让步 伤者家属心发软

　　事件回放

　　去年12月14日下午，30岁的重庆沙坪坝区人孙伟铭醉酒开车，在成都连撞5车，造成4死1伤。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判他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成为全国首例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醉驾者判处死刑的案件。孙伟铭提起上诉，其父孙林更是鼓起勇气找到受害者家属，希望通过赔偿求得对方谅解，赔偿金额最终定为100万，期限是本月25日。

　　筹100万元为儿换生机

　　后续报道

　　本报成都专电 也许是为了早日拿到受害者家属的谅解书，孙伟铭的辩护律师联系了负责此案民事赔偿的成都市锦江区法院。昨下午2点开始，法官召集当事双方进行调解。尽管距离最后筹款期限只剩下一周，孙林仍差11.7万元没有凑齐。

　　昨下午6点，四川省高院突然发出通知，原计划孙伟铭案19日二审开庭，因审判需要延期，何时开庭将另行通知。

　　调解现场不许记者进入

　　下午1点半不到，锦江区法院门口已满是端着长枪短炮的媒体记者。

　　下午1点50分，孙伟铭的辩护律师施俊英最先赶到。面对媒体提问，她什么也没回答。

　　2点左右，父母双亡的张志宇和伤者代玉秀的丈夫韩常进、儿子韩思杰来到现场，立即被记者包围。事情过去大半年，经历了巨大伤痛的他们，已好不容易挺了过来。回答记者提问时，脸上已经能够带着微笑。

　　同样父母双亡的金宇航在北川做工程，头天才接到调解消息的他未能赶回，委托姨父陈先生参加调解。因事前没有写好委托书，陈先生没能进入调解现场，跟众多记者一样在外面等候。

　　孙林是坐朋友的车来法院的，但因为走错路，直到2点17分才出现。进门时，孙林一直深深地低着头，一边躲记者的镜头，一边用装材料的文件袋挡住脸。因没带身份证，被法警拦在安检大厅外。最后是律师下楼将他接进了调解现场。

　　孙林依然穿着那件发白的蓝色衬衣。受害者代理律师江涛说，介入此案后，她见过孙林4次，对方每次都是穿的这件衬衣。

　　赔款还差11.7万没凑齐

　　调解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直到下午4点半才结束。韩常进父子、张志宇和代理律师最先走出法院。就在大家围着他们问调解情况时，孙林下楼，从侧面的车库门悄悄离开。记者追上去，老人一句话也没说，走了。

　　韩常进说，法官先是了解双方前期协商的结果，然后孙林讲述了筹款情况——除开孙伟铭在成都的房子可卖30多万和10万左右的保险赔款，还需筹集55万元，现在加上重庆自己住房的抵押款和向亲朋借的，只差11.7万元，但一时很难再借到，希望受害者家属能再给一些时间。

　　考虑良久，代玉秀的丈夫韩常进提出，愿意再给孙林两个月时间，让孙林先欠自己这11.7万。因为孙林作为一个快60岁的老人，为了儿子承受如此压力，确实让人不忍，他只希望这一切尽快过去。

　　孙林表示，自己愿意找一套朋友的房子作担保，确保两个月之内将这11.7万筹齐赔给韩家。

　　死者家属称不会再让步

　　也许是失去亲人的痛苦无法排解，死者家属张志宇和金宇航，态度则依然坚决：如果不在协商的时间内按协商的价格赔钱，肯定不会出具谅解书。闯下这么大的祸，死刑是对他应有的惩罚。张志宇和金宇航均认为，3家人100万元的赔偿已是底线，不能再让步。

　　此前，情绪激动的金宇航甚至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孙伟铭不判死刑，我将成为第二个孙伟铭”。他们希望，孙家最好能按协议如期赔偿，让这事尽快有个了结。

　　孙伟铭高墙内常做噩梦

　　一审宣判死刑后，代理律师陈红曾去看守所见过孙伟铭：他精神颓废，没有剃胡须，表情有些扭曲，一再说“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

　　得知被判死刑的几天，孙伟铭几乎没怎么合眼，精神状态一直很差。其间，他还曾给家中写过两次信，除希望父母能够保重身体，并请他们转达对受害者家属的慰问。

　　孙伟铭告诉陈红，说自己在看守所内常做噩梦，无数次从梦中惊醒。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已经无法挽回。现在，他每天都翻看相关法律书籍，希望能找到减轻自己罪行的法律依据。

　　100万元赔偿3家人如何分配？欠下的11.7万又如何办理手续？今天下午3点，双方当事人将再次在法院就这些细节问题进行协商。

　　“他死了，对我们也弥补不了啥”

　　伤者亲属的善良让人感动

　　被撞者失去生命或者落下残疾，撞人者面临死刑、倾家荡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场车祸里，无一不是受害人。尽管自己也负债累累,但当被告的老父亲因无法筹齐赔款而哀求宽限时,伤者家属再次作出让步——欠的钱算自己的。

　　接受采访是想唤醒后人

　　孙伟铭案中，受伤最重的是一辆“奔奔”车。驾驶员张景全和副驾位上的妻子尹国辉、坐在后排中座的张成秀和同坐后排的丈夫金亚民因碰撞导致颅脑及胸部复合性损伤死亡。代玉秀是“奔奔”车上唯一的幸存者，她当时的座位是离撞击相对最远的一个位置。

　　车祸发生后，经过一个通宵的抢救，代玉秀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不幸的是，强大的撞击力导致她重型颅脑外伤，全身23处骨折，仅两条腿就有17处。出院时，医生说，因严重颅脑损伤、脑积水，已经有神经纤维化，能否恢复说不清楚。诊断书上还写着，左膝关节活动度丧失达50%以上，已明显构成肢体残废。

　　16日晚，记者联系上代玉秀的儿子韩思杰。这个20多岁、原本应该充满阳光的小伙子，声音里满是疲惫和沧桑。他说，前半个月，家里每天要接待至少3拨以上全国各地的记者。每一次，别人都会让妈妈回忆当天的经历，而每次都会让妈妈情绪激动。她一激动就会头痛，甚至神志不清。

　　韩思杰说，这种情况下坚持接受采访，就是希望通过妈妈这种活生生的、惨痛的教训来唤醒后人，避免类似悲剧再发生。该说的想说的，都重复了不知多少遍。这两天，好不容易平静了点，他希望妈妈不要再受这样的刺激，因为医生说避免再提这场灾祸、平静的生活对妈妈的身体才有好处。

　　一个儿子这样的孝心，记者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同意不再登门拜访。

　　没想过判他死刑寻安慰

　　韩思杰说，曾经45公斤多的妈妈现在已不足35公斤，每天只能躺在床上，神志时而清醒时而模糊。

　　“模糊时，她会叫我‘兄弟’……”韩思杰哭笑不得。他说，因为父子俩都要上班，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不得不请了个保姆照顾代玉秀，随时得盯着她怕出事。

　　韩思杰目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处于试用期，工资只有800元，父亲韩常进是个普通工人，父子俩所有收入加起来每月不超过4000元。但母亲的康复治疗和保姆费用每月就至少2500元，生活捉襟见肘。因为孙家目前只给了3万4千元，前期治疗花掉的10多万大多是自己凑的，所以他们也是负债累累，“最恼火的是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才会好转，感觉遥遥无期，治疗费将是个无底洞。”

　　尽管一场车祸让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但善良的韩思杰说，他们一家人从没想过要通过判孙伟铭死刑这种方式来寻求安慰——“他死了，对我们也弥补不了啥。何况，那毕竟也是一条命！不管什么原因，让一个人失去生命都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心理很矛盾很复杂。”

　　盼此案促法制健全

　　车祸之后，伤者代玉秀的儿子韩思杰从律师处了解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就此，他曾向交警部门问过，得知救助基金根本没有成立。

　　为什么如此？《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虽然有此规定，却并没规定由哪个部门着手成立？如何成立？只写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在许多专业人士看来根本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法律的制定未免太过儿戏？”韩思杰对此觉得不可思议，只希望这次事件能一定程度上促进法律完善。

　　日前，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严厉整治酒后驾车行为，酒后驾驶的，除一律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限处理，还可能纳入银行个人不良记录和通报单位进行纪律处分。

　　对这股“严打风”如何看？记者就此采访了受害人家属和律师。他们认为，仅仅靠这种一阵风的“整治行动”是很难有长期效果的。要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必须从法律上作出规定。孙伟铭被判死刑后，不少专家就此提出建议，希望将酒后驾车行为用法律进行约束。死者家属说：“如果真能因为这个事情促进法制健全，那也是一种安慰。”

　　本版稿件由特派记者 张一叶 冉文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