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特稿

　　本报记者 马岳君 陈东升

　　改变率与改判率有何不同

　　近5年来，杭州市检察院共办结抗诉案件187件，再审改变率75%以上，2008年再审改变率甚至达到100%。

　　与改判率不同，改变率是指检察机关提抗后，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最终改变的比率。这其中既包括再审改判的案子，也包括检察机关提抗后，原被告当事人和解的案子。

　　家住萧山区党湾镇的徐才，给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民行处送来了一面写着“人民检察高效公正”的锦旗。徐才激动地对记者说，他的申诉案，从检察院受理到法院纠正，一共就用了两个星期，他没有想到，检察院的效率会这么高。

　　杭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吴春莲告诉记者，近几年，该院在办理民行抗诉案件过程中，将抗诉案件质量放在首位，探索出了一条科学、高效的法律监督之路。近5年来，共办结抗诉案件187件，再审改变率75%以上，2008年再审改变率甚至达到100%。

　　“与改判率不同，改变率是指检察机关提抗后，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最终改变的比率。”吴春莲解释说，“这其中既包括再审改判的案子，也包括检察机关提抗后，原被告当事人和解的案子。”

　　百分之百抗诉改变率从何而来？吴春莲沉吟了一下，说出四字秘诀：抗诉有度。

　　检察建议

　　灵活实现法律监督

　　何为抗诉有度？

　　吴春莲回答说：“抗诉有度，是指抗诉案件要在法度中讲究尺度。”

　　尺度究竟该如何把握呢？

　　吴春莲说：“凡是法院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检察院都应该监督，但是监督并不一定都要采取抗诉的手段。实践中还应兼顾到社会效果和司法效率等多方面问题。”

　　今年6月份，徐才与邻居徐铮因建造围墙发生纠纷，争执中徐才将徐铮砸伤。

　　徐铮向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徐才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相关损失。经审理，法院判决徐才赔偿徐铮损失共计8400余元。

　　徐才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认为法院判决计算的医药费有误。检察机关经审查后查明，法院对徐铮提供的医药费发票的采信有误，导致最终计算的赔偿金错误，申诉人的申诉理由成立，符合抗诉条件。但鉴于实际医药费与原审判决确定的医药费仅相差数百元，故检察机关决定向萧山区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要求其自行纠正。

　　两个星期后，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建议，依法纠正了原判决。拿到新判决，徐才高兴地说：“找回的钱虽然不多，可这事儿真让人舒服。”于是，就有了前文送锦旗的一幕。

　　“一件案子，如果要提起抗诉，一个流程下来，至少也得几个月。尤其是一些标的较小、轻微程序违法的案件，对于当事人来讲，往往得不偿失。”杭州市检察院民行处处长段荣华告诉记者，“所以，在抗诉之外，我们探索采用多种手段进行法律监督，这其中，检察建议就是经常使用的一个办法。”

　　对此，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温晓斌评论说，提起抗诉只是行使监督权的一种方式，杭州市检察院从实际出发，采取检察建议这样更加灵活的监督方式，往往更能够充分地发挥检察监督权的作用，更具有合理性、可行性。

　　案件分流

　　主持调解析理息诉

　　段荣华说，每到年底填考核表时，她最难受，因为在以抗诉案件数量为标准的考核表上，他们处的排名总是靠后。

　　“但这并不能说明民行处工作干得少。”杭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冯仁强对记者说，民行处之所以最终抗诉案件数量不是很多，是因为民行处在受理抗诉案件后，有一套完善的案件分流制度。对于一些判决正确、当事人不理解的案子，民行处检察官们往往要做大量的析理息诉工作。而对于需要实行法律监督的案件，除了检察建议外，主持调解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2007年，浙江江云公司因债务纠纷将广德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决江云公司败诉。后来，江云公司向杭州市检察院提起了申诉。申诉中，江云公司提出了新的证据，同时又提出了和解的请求。

　　“照正常的程序，这种案子，向法院提起抗诉后，本来已没有我们什么事了，但既然当事人向我们提出来了，能以和解结案当然是最好的了。”承办检察官陈莺对记者说。

　　“主持民事案件调解，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段荣华告诉记者，个中原因是许多当事人不配合，“打个电话约调解时间，都得商量半天”。

　　为了达成和解，陈莺先后9次将双方召集到了一起。最终，这个案子和解了，两个与之相关执行的案子也一并解决了。

　　在抗诉受理阶段，将案件进行分流，既突出了抗诉工作重点，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可谓一举两得。冯仁强说，检察机关如果盲目地追求抗诉数量，有可能会引起当事人的缠讼。因为一些当事人对法律规定并不是十分了解，检察机关的轻率抗诉，往往会给当事人产生一种检察机关都支持我的错觉，容易制造新的不和谐因素。

　　温晓斌也认为，采取审慎的态度进行民行抗诉好，既有效监督了司法的审判权，维护了司法公正，同时也兼顾了对法院审判终局性权威性的尊重，尽可能避免了检察权和审判权的冲突。

　　抗诉有度

　　绝不是和稀泥

　　“当然，抗诉有度绝不是和稀泥。”吴春莲告诉记者，对于那些关系到民生，与老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案子，要坚决抗诉。

　　杭州市民冯晓红是一位“名人”。前不久，她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写了一封信，曹建明检察长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一阵轰动。

　　在冯晓红的新居，记者见到了这位“名人”。采访中，冯晓红的脸上一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她对记者说：“我非常感激杭州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是他们让我的家重新有了欢乐。”

　　15年前，冯晓红的祖父去世时，在遗嘱中将这套房子留给了冯晓红。可是后来，兄弟分家产的时候，冯晓红的父亲冯云水没有主张权利，房子分给了冯晓红的大伯冯云山。

　　冯晓红长大成人，于2007年得知爷爷的遗嘱内容后，将伯父冯云山告上法庭。但原审判决认为，从当初分遗产到今天起诉，早已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因此，对其要求按遗嘱继承的诉请不予支持。

　　案子的败诉，给冯晓红家里带来了无尽的苦恼。“女儿埋怨父亲，父亲则整天自责，家里难得有个笑脸。”回忆起那段日子，冯晓红的母亲不住地摇头。

　　后来冯晓红向杭州市检察院提起申诉，案子分到了民行处检察官龚云燕手中。

　　龚云燕通过认真审查证据材料和原审卷宗后发现，冯晓红的祖父立遗嘱时，冯晓红当时还年幼，所以她并不知情。而有证据显示，冯晓红实际知道其继承权利被侵犯是在2007年，至诉讼时，并未超过两年时效期间，从继承开始时计算也未超过二十年最长时效期间。所以，原审未查明事实，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显然有误。

　　为保护申诉人的合法继承权，杭州市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2008年10月，经再审一审、二审，该案终获改判。

　　拿到再审判决后，冯晓红非常激动，她给曹建明检察长写了一封感谢信，表达了对民行检察官严谨、公正、无私、辛勤工作的感激之情。

　　本报杭州8月26日电

　　新探索将法律监督效果落到了实处

　　对于杭州市检察院创新民行抗诉机制的做法，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杭州市检察院不重形式重实效，不单一的追求抗诉，不把抗诉作为法律监督的惟一途径，而是采取多种灵活的形式，将法律监督效果落到了实处。杭州的新探索，对于现有法律监督制度的落实，促进法律监督的合理化、科学化、正当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张卫平说，虽然检察机关有法律监督权，但是信息来源往往是多方面的，如果自己不把好关，一味追求抗诉案件的数量，就有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在抗诉中，检察机关一定要自己把握好质量关。实践证明，检察机关提高了抗诉质量，既有助于提升检察机关的权威性，也减少了审判的工作量，有利于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